《族譜考略》——大臨中舉:景佑還是寶元?

李順亮

永春族譜之中,在《受姓后紀實》里是這樣記載李大臨的:

六十四世 大臨,道之后,登北宋仁宗嘉裕(1056-1063)進士。累官秘閣校理,僦居陋巷,仁皇賜以御書。

這一段的記載,顯然是有錯誤在里頭的。宋仁宗趙禎一共用過9個年號,分別是:天圣、明道、景祐、寶元、康定、慶歷、皇祐、至和、嘉祐。因此,永春族譜這段記載里頭的“嘉裕”,明顯是錯誤的。根據“嘉裕”后面緊跟的(1056-1063)來判斷,“嘉裕”應該實為“嘉祐”。

但是,問題似乎并沒有這么簡單,李大臨果真是嘉祐進士嗎?“飄雪文藝網”認為,李大臨是宋仁宗景佑五年進士。我們知道,景佑年號用了5年,從1034年至1038年十一月。景佑五年就是1038年。只可惜,我們不知這家網站的記載所據為何。原文如下:

李大臨(一○一○~一○八六),字才元,華陽(今四川成都)人。仁宗景佑五年(一○三八)進士。知廣安軍,徙邛州。神宗熙寧四年(一○七一),知汝州,徙知梓州。八年,復天章閣待制(《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二六、二五八、二六九)。哲宗元佑元年卒,年七十七(《同上書》卷三七四)。《宋史》卷三三一有傳。今錄詩四首。(詳見:http://www.fjsnow.com/nvxing/ArticleShow.asp?ArticleID=36124)

而《宋人傳記年號索引》則認為,李大臨是寶元元年進士。(詳見:http://140.138.172.55/sung/SUNAME_asp/
SUNAME_Range_bothUnknow_show.asp?Begin_Year=1040&End_Year=1041&Period_Name=%B1d%A9w)《北宋年間進士錄》亦持同樣觀點。(詳見: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6c852e0100hi9i.html)我們知道,寶元也是宋仁宗的年號,一共用了3年,從1038年十一月至1040年二月。原來,寶元元年也是1038年。看來,應該是1038年用了兩個年號惹得禍。這一年景佑年號本來用得好好的,可是到了十一月,卻改元了,年號變成了寶元。

李大臨到底是宋仁宗景佑五年進士,還是寶元元年進士呢?這個問題其實是有答案的。因為,不管開考是什么時候,關鍵是看什么時候開榜。如果是景佑五年開的榜,那么李大臨就應該是景佑五年進士。反之,李大臨就是寶元元年進士。我們知道,頂頂大名的司馬光,恰好是寶元元年戊寅科中的進士。這一科登進士第的,共有310人。(詳見:《宋進士三鼎甲(狀元、榜眼、探花)題名錄》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246445/)

對這一科的情況,《宋會要》“選舉二 進士科”之中,有更為詳細的記載:

詔新及第進士第一人呂溱為將作監丞、第二人李絢、第三人祖無擇為大理評事,諸州通判;第四人石揚休、第五人王昇為兩使職官,第六人司馬光以下初等職官,第二甲試銜簿尉;第三甲判司簿尉;第四甲特免選判司簿尉。

這一科進士,不僅人才濟濟,而且對北宋后來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李大臨能夠在這一科之中,也榮登進士,自然十分不易,更足以證明他的才華。李大臨中舉之后,也封了個官。《宋史》云:“登進士第,為絳州推官。”絳州在今天的山西省西南部。宋朝在諸州幕職中有節度、觀察推官。“百度百科”的“推官”詞條云:“屬地方的推官有點幕僚的意思,多少有些掛職而沒有多少實權的意味了。”

進士可以雁塔題名。《大 慈 恩 寺 志》“卷十四”《雁塔題名(一)》云:

雁塔題名起自于唐,五代、宋、元一度沉默,至明、清復仿唐故事繼盛,至清末,雁塔題名相沿不絕,只是隨著政治中心的東移,題名者身份有了變化。題名者主要不再是進士,而成為鄉試中榜者了。形式也變了,即不是在塔內題名,而是將題名刻石樹碑,羅立于塔下。

進士出身的李大臨,在雁塔之上出現了兩次,不過卻是以新知梓州的身份:

知府事吳中復,新知梓州李大臨、止舟(注:從后文看,“止舟”當為“前”)知閬州崔度熙寧六年二月九日顯。
知府事吳中復新知梓州李大臨、前知閬州崔度,熙寧六年二月九日題。(詳見:http://www.guoxue.com/fujiaopoem/dcns/dcns_018.htm)

李大臨“累官秘閣校理”,現在來看一下秘閣校理究竟是什么樣的官職。秘閣,是中國宮廷藏書之處。只要一加“百度”,我們就知道:

自晉、南朝宋至隋、唐,皆設有秘閣藏書,北宋沿唐制設三館,改弘文館為昭文館。太宗太平興國年間新建昭文館、集賢院、史館等三館貯藏圖籍,總名為崇文院,通稱閣職。端拱元年(988年)又于崇文院中堂設秘閣,選三館善本圖書及書畫等入藏,藏書最為完備。后又將所收兩浙錢俶的藏書移至其中。淳化元年(990年)擴建秘閣,于淳化三年(992年)建成,宋太宗御題匾額“秘閣”,設直秘閣、秘閣校理等官管理秘閣事務。

如果我們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問題,天真的以為秘閣校理僅僅是在國家圖書館里校校書,那么就會大錯特錯了。只要看看洪邁在《容齋隨筆》“卷十六 館職名存”中的記載,我們就會知道真實的情況。洪邁云:

國朝館閣之選,皆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后命。一經此職,遂為名流。其高者,曰集賢殿修撰、史館修撰、直龍圖閣、直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次曰集賢、秘閣校理。官卑者,曰館閣校勘、史館檢討,均謂之館職。記注官缺,必于此取之,非經修注,未有直除知制誥者。官至員外郎則任子,中外皆稱為學士。

原來,在元豐改制之前,“國朝館閣之選,皆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后命。一經此職,遂為名流。”而且,“記注官缺,必于此取之,非經修注,未有直除知制誥者。”可見,能當上秘閣校理,那是何等的榮耀,不僅是一個搞搞研究的學術官,更是通向未來的政治官。當然,元豐改制之后,完全是另一種不同的局面。

李大臨是勝任秘閣校理一職的,而且的的確確有些名士風流。《宋史·李大臨傳》云:

仁宗嘗遣使賜館閣官御書,至大臨家,大臨貧無皂隸,方自秣馬,使者還奏,帝曰:“真廉士也。”

這件事的前前后后,在徐度《卻掃編》“卷中”里有更清楚的記載:

李才元大臨仕仁宗朝為館職,家貧甚,僮仆不具,多躬執賤役。一日,自秣馬。會例賜御書,使者及門適見之,嗟嘆而去。歸以白上,上大驚異,他日以語宰相,遂命知廣安軍。劉原甫為賦詩美其事。熙寧中為知制誥,坐封還李定除御史詞頭,與宋次道、蘇子容俱得罪,于是名益重。云:“待詔先生窮巷居,簞瓢屢空方晏如。自探井臼秣羸馬,卻整衣冠迎賜書。王人駐車久嘆息,天子聞之動顏色。飽死曾不及侏儒,牧民會肯輸筋力。詔書朝出蓬萊宮,繡衣還鄉由上衷。君今已作二千石,亦復將為第五公。”右原甫(注:即劉敞)贈才元詩也。

“僦居陋巷,仁皇賜以御書。”永春族譜所說的,正是此事。能獲得當朝皇帝這樣稱贊,那是無比之高的榮譽,可以說李大臨是道德上的楷模。王安石變法,站出來反對的,居然是李大臨這樣的道德高尚之人,可想而知變法的紛亂和下場。

在秘閣校理任上,李大臨犯了一次差錯。《宋史·李大臨傳》云:“文彥博薦為秘閣校理。考試舉人,誤收失聲韻者,責監滁州稅。未幾,還故職。”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之中,在宋仁宗慶歷八年九月,對此事作了更為詳細的記載:

丁巳,降開封府推官、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孫錫監和州稅,殿中丞、秘閣校理李大臨監滁州稅,坐發解鎖廳舉人詩有落韻者,既奏名,而為彌封官所發。錫,真州人;大臨,華陽人也。

收個稅,對于李大臨來說,可謂小事一樁。在秘閣校理,李大臨還擔任過度支員外郎。為此,還被《王安石全集》“卷第四十九”中的《度支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李大臨三司度支判官制》留下了一筆:

敕某:天下之食貨,皆領于三司。故朕常難于置使,而又考慎其屬以稱之。爾以文學為官,而政事嘗有所試,清明敏達可使治,煩往踐厥官,其知所守矣。

“爾以文學為官,而政事嘗有所試,清明敏達可使治……”這是對李大臨一個很好的評價。因為,這道敕命,雖然是皇帝下的,但是顯然是王安石的名堂。而王安石的那一套,李大臨看的并不怎么順眼。來自所謂“政敵”的評價,自然更為公允一些。

在李大臨的為官生涯之中,至少有三個人對他來說有知遇之恩。一個是杜衍,一個是文彥博,一個是張方平。《宋史·李大臨傳》記載了前兩位,卻忽略了最后的一位,只云:“杜衍安撫河東,薦為國子監直講、睦親宅講書。文彥博薦為秘閣校理。”而我們在《全宋文》“卷七九九”和“卷八○○”,分別找到了張方平的《舉李大臨蘇軾充諫官狀》和《舉李大臨狀》。(詳見:《全宋文19》http://blog.sina.com.cn/s/blog_7d234e240100r52a.html)

秘閣出身,加上道德高尚,李大臨官運亨通自然是遲早的事。其中,待制便是一個很高的榮譽,作為等待詔命之官員,以備皇帝顧問。葉夢得《石林燕語》“辨卷第二”中的《二十八辨集賢院學士與除待制沿革》,記載云:“又有自集賢院學士除待制者,陳升之、李大臨、陳繹、曾布、鄧綰、沈括、豐稷皆是。”后來,李大臨當上了知制誥,起草詔令,更是非同小可。《宋史·李大臨傳》云:“神宗雅知其名,擢修起居注,進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

連宋神宗,都因為“雅知其名”而拔擢李大臨。我們知道,就是這位宋神宗趙頊推動了元豐改制,在元豐年間(1078-1085)對職官制度進行了一次重要改革,旨在解決宋初以來職官制度存在的諸多問題。機構重疊、人浮于事,這是任何一個朝代安定之后,必然伴隨而來的千古難題,往往事還未解決,而人已先斗個你死我活了。畢竟是搶人飯碗之事,非圣明賢人因勢而為,不能成功反起亂者居多。

元豐改制,自然也影響到了李大臨。但是,更為影響李大臨仕途的,其實是他的政治立場。我們不好說,李大臨一定就站在宋神宗的對立面;我們只能說,李大臨也是因為忠君而克盡職守,始終堅持自己的立場。這一份堅持,雖然讓李大臨吃了眼前的大虧,卻換來了清史萬古留芳。

“大臨清整有守,論議識大體,因爭李定后名益重,世并宋敏求、蘇頌稱為‘熙寧三舍人’云。”這個李定,“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為了保住官職,隱瞞母喪不報,這在倡儒重孝的社會,不僅屬大逆不道,而且是欺君罔上。(詳見:《忠奸之辨:威權背景下的士人內訌》http://news.163.com/10/0311/10/61G5T7MB000146BD_3.html)

中書舍人李大臨居然原則到為了“故事”不開“幸門”,而“累格詔命”,與宋神宗過不去,后果可想而知。《宋史·李大臨傳》記載得十分詳細,云:

會李定除御史,宋敏求、蘇頌相繼封還詞命,次至大臨,大臨亦還之。帝批:“去歲詔書,臺官不拘官職奏舉,后未審更制也。”頌、大臨合言:“故事,臺官必以員外郎、博士,近制但不限此,非謂選人亦許之也。定以初等職官超朝籍,躐憲臺,國朝未有。幸門一開,名器有限,安得人人滿其意哉。”復詔諭數四,頌、大臨故爭不已,乃以累格詔命,皆歸班,大臨以工部郎中出知汝州。

《宋史·蘇頌傳》對此也有記載:

次至李大臨,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臺官有闕,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頌與大臨對曰:“從前臺官,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后為難得資敘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止是不限博士、員郎,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為里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今定改京官,已是優恩,更處之憲臺,先朝以來,未有此比。幸門一啟,則士涂奔競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滿其意哉!”執奏不已,于是并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天下謂頌及敏求、大臨為“三舍人”。

李大臨不僅“歸班”,即“歸工部郎中班”,被取消了知制誥的頭銜,而且“以工部郎中出知汝州”,也就是被逐出了京城。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李大臨反對“李定除御史”,而李定屬于王安石一派,就直接斷定李大臨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實際上,李大臨對于王安石變法,只是反對其中的一項,不過卻是變法之中最重要的一項,即青苗法。《宋史·李大臨傳》云:“言青苗法有害無益,王安石怒。”顯然,王安石有些聽不得不同意見。

為什么李大臨會“言青苗法有害無益”呢?青苗法究竟害在哪里?《宋史·王安石傳》云:“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以北宋之大,南北不同,行一法而通全國,“一刀切”之后,往往弊端重重。與李大臨同舉進士的司馬光,在《奏為乞不將米折青苗錢狀》里說:

竊惟朝廷從初散青苗錢之意,本以兼并之家放債取利,侵漁細民,故設此法,抑其豪奪,官借貸,薄收其利。今以一斗陳米散與饑民,卻令納小麥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納粟三斗,所取利約近一倍。向去物價轉貴,則取利轉多,雖兼并之家,乘此饑饉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之重。

問題在于,青苗法是王安石變法的根本,所以青苗法稍有動搖,就等于變法失敗。于是,王安石容不得有人“言青苗法有害無益”。李大臨一言,自然就會觸怒王安石。

堅持原則的李大臨,對皇帝都敢“累格詔命”,對青苗法說上兩句更是不在話下。同樣,在對待后來成為王安石一派的葉祖洽中舉的問題上,也能看出李大臨的風骨。《文獻通考》“卷三十一 選舉考四”云:

神宗熙寧二年,議更貢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
三年,親試舉人,初用策。舊制,進士一日而兼試詩、賦、論,謂之“三題”,特奏名人止試論一道。至是,進士就席,有司猶循故事給《禮部韻》及題,出乃策問也。
葉祖洽對策言,祖宗多因循茍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初考為三等,覆考為五等。上令宰相陳升之面讀,以祖洽為第一。考官蘇軾疾其阿諛,因擬進士策一篇以進。

其實,這一科的考官還有李大臨。不過,李大臨與蘇軾雖然觀點一致,但是李大臨看來對事不對人,而蘇軾做得就有些過了,居然“因擬進士策一篇以進”。因此,蘇軾遭到王安石的強烈反彈,而李大臨倒沒有。畢沅《續資治通鑒》“卷第六十七”云:

壬子,御集英殿,賜進士、明經、諸科葉祖洽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總八百二十九人。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茍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其意在投合也。考官呂惠卿列阿時者在高等,訐直者居下;劉攽覆考,悉反之。李大臨、蘇軾編排上官均第一,葉祖洽第二,陸佃第五。帝令陳升之面讀均等策,擢祖洽為第一。祖洽,邵武人;佃,山陰人也。蘇軾謂:“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進士第(注:“第”應為“策”)一篇獻之。帝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數請黜之。

李大臨與王安石之間的私交,似乎還是不錯的。李大臨“以親老,請知廣安軍,徙邛州。”王安石還寫了一首詩《送李才元校理知邛州》:

朝廷孝治稱今日,鄉郡榮歸及壯時。
關吏相呼迎印綬,里兒爭出望旄麾。
北堂已足夸三釜,南畝當今識兩歧。
獨我尚留真有命,天於人欲本無私。

也是與李大臨同科、高中探花的祖無擇,顯然是另一種情況。祖無擇是“忤安石”,后果也更為嚴重,被“廢棄終身”。《宋史》里“論曰”:

李大臨官居繳駁,克舉其職;祖無擇治郡所至,能修校官,是皆班班可紀者。然大臨以論李定絀,無擇以忤安石廢棄終身,即是亦足以知二人之賢矣。

李大臨與祖無擇二人,似乎興趣也是相投的。他們兩個人都與佛有緣,都到過招提院,并且都寫下了《題招提院靜照堂》。我們來分析一下兩個人同題詩作的同與不同。

李大臨的《題招提院靜照堂》如下:

地勝堂新構,僧閑晝杜門。
山林誰樂靜,城市亦非喧。
客到空彈指,風來不動幡。
祗應常宴坐,對鏡一無言。

祖無擇的《題招提院靜照堂》如下:

院靜遠囂塵,虛堂締構新。
幾招臺嶺客,共話沃州春,
想像山中樂,優游物外身。
公卿詩滿壁,雅正日相親。

相同的是,李大臨與祖無擇都是在靜照堂剛造好不久去的,前者說“地勝堂新構”,后者說“虛堂締構新”。不同的是,李大臨認為寺院雖閑卻不一定真的靜,城市雖鬧卻不一定真的喧,所謂“山林誰樂靜,城市亦非喧。”關鍵在于處世的態度,“風來不動幡”,以及自己的追求,“對鏡一無言”。而祖無擇顯然癡迷于佛的世界,認為這里可以“院靜遠囂塵”,于是這里是他所向往的,所謂“想像山中樂,優游物外身。”

劉德清認為,“招提寺、靜照堂亦當與越州有關系”。(詳見:《陸經詩文酬唱及其對宋代文學的貢獻》http://www.studa.net/wenhuayanjiu/080821/1117384-2.html)寫過《題招提院靜照堂》的文人不少:

《宋史·藝文八》著錄“陸經《靜照堂詩》一卷。”此著未見傳世,亦不見別本著錄。今存元徐碩《至元嘉禾志》卷二七有《題招提院靜照堂》詩三十二首,其中包括蘇軾、王安石、王盕、鄭獬、范鎮、韓維、祖無擇、宋敏求、吳充、李大臨、王益柔、錢藻、劉盭、李常等名家題詠。

但我以為,與其說“招提寺、靜照堂亦當與越州有關系”,還不如說與秀州有關系。秀州,包括舊嘉興府與舊松江府,原來是唐代蘇州府的一部分。因為蘇軾明明寫過《秀州僧本瑩靜照堂》:

鳥囚不忘飛,馬系常念馳。靜中不自勝,不若聽所之。
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貧賤苦形勞,富貴嗟神疲。
作堂名靜照,此語子謂誰。江湖隱淪士,豈無適時資。
老死不自惜,扁舟自娛嬉。従之恐莫見,況肯従我為。

其實,李大臨到過的寺院并不止這處招提院,還到過成都城東的圣興寺,并且留下了《圣興寺護凈門屋記》。因為圣興寺在城內人口稠密之地,民居緊迫,寺外衛生極差。“監寺大師文爽,惡其不清凈之甚,欲創屋翼張而蔽掩之,因建白府帥翰林侍讀書士王公素,乃命簽書節度判官吳師服,度地按視,利病昭然,若師之說不誣。師自發私囊千六百緡,造外舍十有八間于三門左右序,且以護凈。市民占止,月僦直萬錢,…獲月租愿以完葺充用。”成都寺院造房出租,在唐宋已為常事。(詳見:謝元魯《玄奘入蜀與唐宋成都佛教寺院的興盛》http://www.fjdh.com/wumin/2010/07/100520116612.html)

《全宋詩》里一共記載了李大臨的四首詩,另外三首如下:

送張職方出守高安
白首為郎舍,清朝剖使符。
一麾榮父子,千里接江湖。

西園辯蘭亭和韻
沙石香叢葉葉青,卻因聲誤得蟬名。
騷人佩處唯荊渚,識者知來遍蜀城。
消得作亭滋九畹,便當入室異群英。
非逢至鑒分明說,汩沒人間過此生。

謁濂溪周虞部
簾前翠靄逼廬山,門掩寒流盡日閑。
我亦忘機澹榮利,喜君高躅到松關。

我們常說詩以言志,詩中自然可以見人。“汩沒人間過此生”,顯然正是李大臨所感嘆與害怕的,無論身處何方,都要“千里接江湖”,才是他的夢想。一個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對于他的為政之道,是有深遠影響的。我們還可以從《歐陽修集》“卷七十 居士外集卷二十”里,一則《答李大臨學士書〈皇祐二年〉》,來品讀更為真實的李大臨。皇祐二年即1050年。全文如下:

修再拜。人至,辱書,甚慰。永陽窮僻而多山林之景,又嘗得賢士君子居焉。修在滁之三年,得博士杜君與處,甚樂,每登臨覽泉石之際,惟恐其去也。其后徙官廣陵,忽忽不逾歲而求潁,在潁逾年,差自適,然滁之山林泉石與杜君共樂者,未嘗輒一日于心也。今足下在滁,而事陳君與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達于進退窮通之理,能達于此而無累于心,然后山林泉石可以樂,必與賢者共,然后登臨之際有以樂也。

足下所得與修之得者同,而有小異者。修不足以知道,獨其遭世憂患多,齒發衰,因得閑處而為宜爾,此為與足下異也。不知足下之樂,惟恐其去,能與修同否?況足下學至文高,宜有所施于當世,不得若某之戀戀,此其與某異也。得陳君所寄二圖,覽其景物之宛然,復思二賢相與之樂,恨不得追逐于其間。因人還,草率。

從這一則書信來往對答之中,我們既可以看出歐陽修的性情,更可以窺見李大臨的情趣。而《宋史·李大臨傳》似乎是特地記載了李大臨一則與道相關的故事:

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二篋化為雙雉,斗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為盜,械送于府。大臨識其異,訊得實,釋耕者。

李大臨“甫七十,致仕七年而卒”。他的兒子、孫子,我們都可以找到相關的記載。《宣和畫譜》“卷十二 山水三”記載李時雍云:

文臣李時雍字致堯,成都人。天章閣待制大臨之孫,朝奉大夫隲之子也。自大臨至時雍,三世皆以書名于時。時雍讀書刻意翰墨,初從事舉子,屢以行蓺中鄉里選,終不第,遂以祖?(注:應為“蔭”)補入仕。崇寧中,以書名藉甚,方建書學,首擢為書學諭,因獻頌遷博士。喜作詩,或寓意丹青間,皆不凡,作墨竹尤髙,遂將與文同并馳。官至承議郎、殿中丞。今御府所藏一:渭川晩晴圖。

李大臨的孫子李時雍,“曾為書學博士。崇寧間官至殿中丞。以書畫名時,能以襟袖濡墨作巨字。徽宗賜以絳紗護臂,非詔不得作書。”(詳見:http://www.lsqn.cn/mingren/RWJS/ancient/200703/18743.html)這應該說是最高的榮譽了。據說,“元符初黃庭堅在戎州嘗從乞書。”事后,黃庭堅寫下了《李致堯乞書書卷后》:“凡書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妝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崇寧(1102―1106)間與米芾同為書學博士的李時雍,“嘗封御書跨鰲二字,方及半,宮人以花簪之,不覺滿頭。于是能聲高出米芾。”李時雍的書法作品,我們今天仍然有幸能夠看到,那就是河北省趙縣的大觀圣作碑,2001年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文物保護單位。

“1107年,26歲的趙佶用自創的瘦金書擬就推行八行八刑新政的詔書,再由書學博士李時雍摹寫上石。”大觀圣作碑居然有兩塊,二者均為李時雍依御筆摹寫,只不過,“在平鄉的一塊,卻沒有如此的風光。”劉學斤《金石竹帛系列之:大觀圣作碑》云:

李時雍做的最大的官是承議郎和殿中丞,不大,充其量不過一個卑微的御前供奉。卻有近水樓臺先得月的機便。他深諳趙佶筆墨的源流昧法,摹寫瘦金書惟妙惟肖,入情入理。摹寫大觀圣作碑,他是最佳人選,亦屬情理之中。趙佶的兒子,后來做了宋高宗的趙構有一篇《翰墨志》,將李時雍與蔡襄相提并論:“體制方入格律,欲度驊騮,終以駸駸不為絕賞”。
(詳見:http://news.yzdsb.com.cn/system/2006/10/15/000669966.shtml)

其實,泰山之上,也有一塊大觀圣作碑。《泰山石刻》云:

宋大觀圣作碑立于宋大觀二年(1108年)八月,上刻李時雍摹寫的宋徽宗御書《八行詔》: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悌,善內親為睦,善外親為淵;任于朋友為任,仁於州裏為恤,知君臣之義為忠,達義利之分為和。反之為八刑。碑高4.5米,寬1. 5米,厚0.41米。碑文正書12行,滿行71字,字徑3厘米。正文后刻年月2行,諸臣銜名4行。其字書畫細瘦,結構端莊。額行書“大觀圣作之碑”,3行6字,字徑13厘米,系蔡京奉敕題書。龜座高1.1米,寬1.55米,長3米。碑原立于文廟,1973年移岱廟。
觀摩指南:岱廟配天門西南,游客可以近距離欣賞。
書法特點:正書,其字書畫細瘦,結構端莊。
年代:立于宋大觀二年(1108年)八月
游覽指南:經岱廟-遙參亭—岱廟坊-正陽門后,到達配天門。
(詳見:http://www.lotour.com/snapshot/2007-7-12/snapshot_71886.shtml)

不幸的是,這位李時雍似乎命不長,以至讓他的父親李隲白發人送黑發人。鄧椿《畫繼》云:

李時澤,遂寧人。初為僧,受業于成都金地院,因李騭顯夫喪其子京師,顯夫親往迎喪,拉與同行,自是熟游中原。多觀古壁,見武洞清所畫羅漢,豁然曉解,得其筆法。兵亂歸蜀,即以畫名。

(詳見:http://www.yingbishufa.com/sfzx/huihua/ldhl/dengchun001.htm )

《四庫全書》收有董更的《書錄》,還有更詳細的記載,既讓我們知道李大臨的兒子“隲以能書名,東坡嘗師之”,又讓我們知道李大臨的另一個孫子叫李時敏:

髙宗翰墨志云熙豐以后蔡襄李時雍體制方入格律淳佑庚寅冬有蜀士李某者避亂豫章自言家世以書擅名謂李隲字顯夫者其祖也時雍字致堯者隲之子也隲以能書名東坡嘗師之時雍克嗣家聲與米元章同為書學博士嘗對御書跨鰲二字書鰲字方及半宮人以花簮之不覺滿頭于是能聲髙壓元章又嘗以書出外國敕以絳紗封臂非被旨不許輒書能以襟袖濡墨走步以作大字【牟徳新因余編書録得此一事以廣所聞】余藏李隲草書文賦一卷【石刻】李時雍真跡數行非虛得名也

成都續記云朝散大夫李隲與其子時雍時敏皆以書名得真行草三體而真尤勝時雍嘗為尚書郎馮澥寫上殿札子徽宗異之問誰書澥以實對御批李時雍除書學博士當時士大夫碑記題榜多出時雍父子之手葢其結字嫵媚雖乏遒勁然亦自成一家
(詳見:http://www.fanren8.com/read-htm-tid-25371.html)

《宣和畫譜》“卷二十 墨竹”記載李時敏云:

文臣李時敏,字致道,成都人,時雍之弟。作字與兄時雍相后先,大字尤工,每作丈余字,初不費力。又善弧矢,凡箭發無不破的,雖百發未見其出侯者。而時敏有吏才,妙于丹青。蓋書畫者本出一體,而科斗、篆籀作而書畫乃分。宜時敏兄弟皆以書畫名冠一時。官止朝請郎。今御府所藏一:詩意圖。

而李大臨的曾孫,名叫李蕃。鄧椿《畫繼》云:

李蕃,字符翰,成都人,才元之曾孫也。李氏世以書鳴,蕃得其家學,轉而為畫,種種能之。寶相院門天王二壁,實出其手,全體圣壽寺范瓊樣。但蕃不善布色,以俗工代之,反晦其所長耳。后十年,又用青城山長生觀門龍虎君樣,翻天王二壁于青蓮院門,且自傅彩,遂勝于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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