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譜考略》——“四李”之祖:大臨還是其他?

李順亮

永春族譜之中,在《受姓后紀實》里是這樣記載李舜臣的:

六十八世 舜臣,大臨玄孫。八歲能文,南宋孝宗乾道初(1165-1174)舉進士,對策剛正,官至崇正主簿。子道傳、性傳、心傳俱進士,乃父子四進士名家。有英烈之風,以子貴,封榮國公。

這一小段的記載,也有一些問題在里頭。首先,《宋史》記載李舜臣“中乾道二年進士第”,永春族譜說“南宋孝宗乾道初舉進士”,這樣模糊處理似乎沒有必要。乾道是南宋孝宗皇帝趙昚的第二個年號,共計9年,一般認為是從1165年至1173年,而不是這里所記的“(1165-1174)”。

其次,“官至崇正主簿”應為“官至宗正主簿”之誤。宗正寺,作為中國古代官署,隋唐兩宋相沿,為九寺之一。管理皇族、宗族、外戚的譜牒、守護皇族陵廟。因為唐代道教是國教,所以宗正寺還管理道士、僧侶。《宋史·李舜臣傳》記載,李舜臣“遷宗正寺主簿”。《宋史·李道傳傳》亦云:“父舜臣,嘗為宗正寺主簿。”但是,《宋史·李性傳傳》則云:“崇正寺主簿舜臣之子也。”這里顯然也是把“宗正寺”錯成了“崇正寺”。

其三,“父子四進士”最好做一下說明,因為李心傳的進士,并不是考取來的功名,而是南宋皇帝“賜進士出身”得來的。

其四,李舜臣封的是崇國公,而不是什么榮國公。當然,“以子貴”倒是切有其事,而且沾的是小兒子李性傳的光。《宋史?李舜臣傳》非常直白地記載:“以性傳官二府,贈太師、追封崇國公。”在皇帝時代,不管是對活著的人,還是對故去的人來說,皇帝的圣旨總是一錘定音的,封你什么就是什么。因此,李舜臣最后的官職是太師,爵位是崇國公。

但是,李舜臣最為當時世人所稱道的稱謂,其實還是他在有生之時得來的“蜀先生”。但這“蜀先生”的美稱,其實并不是源自李舜臣“教授成都府”之時,而是他在“知饒州德興縣”之時獲得的。《宋史?李舜臣傳》云:

時虞允文撫師關上,辟置幕府,用舉者改宣教郎、知饒州德興縣,專尚風化。民有母子昆弟之訟連年不決,為陳慈孝友恭之道,遂為母子兄弟如初。間詣學講說,邑士皆稱“蜀先生”。

因為李舜臣來自蜀地,而且“詣學講說”,所以江西人自然會尊稱他為“蜀先生”。李舜臣“教授成都府”之時,蜀地之人頂多尊稱他為“先生”。似想,如果這時有人尊稱他為“蜀先生”,莫免有些怪了,你我大家都是蜀人,哪里稱呼之時需要加個什么蜀不蜀的。除非“蜀先生”是全蜀讀書人的先生之意,但是這樣的尊稱顯然太過了,過得讓李舜臣自己都會受不了。

李舜臣“教授成都府”以及在德興“詣學講說”,究竟“為人師”的功力如何,我們不得而知。因為,我們似乎找不到哪一位高人,曾經是他的門生。但是,李舜臣“教授”孩子的功力,看來并不一般。“井研四李”,父子四人,家學淵源,自相師友,名聞朝野,名重川蜀,與北宋“眉山三蘇”和南宋“丹棱李氏”齊名。

我們不知道李舜臣除了孩子之外的門生有誰,卻知道他的老師是馮時行。清朝“閕軒先生”王梓材,在《宋元學案》“卷三十 劉李諸儒學案”中“謹案”:“程沙隨述先生嘗言:‘《易》之象在畫,《易》之道在用。’號縉云先生,其學傳于李舜臣。”

實際上,李舜臣不僅學到了馮時行的真傳,而且還繼承了他的門風。《宋史?李舜臣傳》云,李舜臣嘗曰:“《易》起于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為誠敬,坎離中畫為誠明。”《易》與畫密不可分,《易》與道更是密不可分,需要去用,去身體力行。

李舜臣是行《易》之高手。《易》中自有理,于是,“民有母子昆弟之訟連年不決,為陳慈孝友恭之道,遂為母子兄弟如初。”《易》中還有道,于是,“罷百姓預貸,償前官積逋逾三萬緡。民病差役,舜臣勸糾諸鄉,以稅數低昂定役期久近為義役。期年役成,民大便利。銀坑罷雖久,小戶猶敷銀本錢,官為償之。天申大禮助賞及軍器所需,皆不以煩民。”《易》中更有變,于是,李舜臣曰:“治忽所關,何可拘常法。”

世上有些東西可以變,有些東西卻永遠不能變。那就是人格不可屈,民族感情不能變。“巴渝第一狀元”的馮時行,力主抗金。紹興八年,他呈上《請分兵以鎮荊襄疏》,奏金人議和不足信,請選大臣重兵鎮荊,使岳飛得以專力致于江漢間。沒想到,宋高宗不僅不聽,還加以貶謫。而李舜臣對策,也是“論金人世仇,無可和之義,宰輔大臣不當以奉行文字為職業。”結果,“考官惡焉,絀下第,調邛州安仁縣主簿。”

不屈不撓的精神,馮時行與李舜臣一脈相承。“乘輿不出,無以定大計,宜徙幸武昌。”又謂:“江東六朝皆嘗取勝北方,不肯乘機爭天下,宜為今日監。”當年,李舜臣應詔上書的《江東勝后之鑒》十篇,今天我們還可以看到。四川省圖書館介紹“李舜臣”云:“今存《江東十鑒》一卷,收入《杜藕山房叢書》,錄入《四庫全書》子部兵家類存目。此書輯江東戰勝之跡,上起三國,下至六朝,共得十事,先敘原委,次加論斷。書成于高宗紹興末年,旨在激勵南宋君臣抗金復國。《宋代蜀文輯存》錄其文三篇。”(詳見:巴蜀全書網http://pub.bashuquanshu.com/mingxian/gudai/13011430471999.html#)

因此,李舜臣顯然是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們說他足以“為人師表”,應該是無可爭議的。“朱熹晚歲,每為學者稱之。”其實,朱熹之所以稱道李舜臣,想來并不僅僅是因為李舜臣“《易》起于畫”的易學,還有他身體力行《易》之道所形成的人格力量。其實,這種身體力行,在李舜臣的三位孩子身上也可以看到,尤其是“篤于踐履,氣節卓然”的李道傳。“道傳自蜀來東南,雖不及登朱熹之門,而訪求所嘗從學者與講習,盡得遺書讀之。”這位李道傳不僅深究易理之學,而且真正是令人肅然起敬的道貌岸然。《宋史?李道傳傳》云:“開禧用兵,金人窺散關急,道傳以諸司檄計事,道聞吳曦反,痛憤見于形色……曦黨以曦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曦平,詔以道傳抗節不撓,進官二等。”

李舜臣父子四人,之所以會在歷史的長河之中,被他們的家鄉井研立四李祠崇祀,其中的道理也正是在這里。2011年國慶前后,我到井研尋根之時,昔日香火不斷的四李祠早已不見蹤影,只見到人去樓空、長著荒草的廢棄小學。這座始建于1891年的研城小學,原校址就位于四李祠山頂之上。我好不容易在一個平臺之上找到了石條基礎,隱約透露出當年四李祠的規模,想來應該是四李祠當年的舊物。

“受“5.12”汶川地震影響,2008年9月部分搬遷至城北小區,研小重新修建。2008年9月、2010年9月,城北小學、光輝小學先后并入研城小學。而今,研小匯三校之精髓,以嶄新的姿態屹立于縣城北,占地62畝,建筑面積12800平方米……”研城小學的介紹,自然是以搬離四李祠為榮。雖然四李祠早已不見,但是四李祠舊址能夠在百年之中,為當地的啟蒙教育作出貢獻,也是我輩所欣慰的。

唯一讓我感到遺憾的是,隨著清末民初以來四李祠功能的轉換而逐漸消失,李舜臣父子四人也迅速退出了當地民眾的記憶深處,只有官方為了用文化搭臺唱自己經濟大戲之時,才會偶爾提及“井研四李”。這與我如今的家鄉尤溪縣全然不同,朱熹朱文公對于尤溪人來說,那真是婦孺皆知、無人不曉,甚至講出幾個故事都不成問題,完全融入到尤溪人的文化“血液”之中。“井研四李”就沒有那么幸運了,他們與井研之間的聯系,似乎只有故紙堆之中,才能勉強找到一點點聯系,而不是如朱熹一般活在當地人的心中。

慶幸的是,如今井研縣準備在研小舊址這個縣城制高點,興建“四李公園”,重建“四李祠”、“四李樓”,打造成為井研“文脈”、“國學重縣”標志性文化建筑。不過,祠堂樓管建不建,其實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要讓“井研四李”所代表的文化與精神,再次回到井研人民的心中。

這種文化與精神,我們可以在后人贊頌“四李”的賦詩銘文之中,尋得其中的深意與真諦。《嘉慶井研縣志》記,明朝余承勛知縣的《四李祠》云:“四李遺編綴六經,鄉評深重想儀型;乾坤妙思抽羲畫,河洛家聲接鯉庭。異代文星還聚井,新祠歲事合棲靈;好將列傳鐫研石,檢點遺芳照汗青。”而明朝肖傅知縣的《井研縣賦》的頌揚也十分到位:“擅四李之鄉邦兮,表三峨之眉鬢;鏗然忠節立于一門兮,皆與斯文之正印。”

“行修于家,教成于國。”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夢想與追求。按照這個標準,“井研四李”對于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可以說是一個近乎完美的家庭。只可惜,“井研四李”這個家族對于歷史記載而言,似乎來也快、去也忽,有如曇花一現。但是,所謂由來有自,任何東西都不可能是無源之本。永春族譜所言“舜臣,大臨玄孫”,究竟有沒有可能呢?我以為,可能性還是有的,但可疑性更大。

如果永春族譜所言成立的話,那么“大臨……→( )……→( )……→( )……→舜臣”,可以直接填補為“大臨……→( )……→公錫……→發……→舜臣”。因為,來可泓在考證李性傳的家世時說:

據(黃榦《勉齋集》卷卅八《知果州李兵部墓志銘》)云:“君隆州井研縣人,曾祖公錫,祖發(1102年——?)宣義郎(從八品),父舜臣(約1137年——1181年)承議郎,行宗正寺主簿,贈朝請大夫。”

但是,問題并沒有這么簡單。不僅《宋史》之中,對于李大臨與“井研四李”的關系,沒有絲毫記載,而且似乎也沒有其他史料,可以證明前者與后者的關系。我們知道,“井研四李”之中的李心傳可是史學名家,按理不會對自己的家世漠然無視。永春族譜把李大臨與“井研四李”建立親緣關系,不知所據為何。

當然,北宋的李大臨與南宋的“井研四李”,不僅都是四川人,而且相距并不是非常遙遠。《宋史·李大臨傳》云:“李大臨,字才元,成都華陽人。”畢竟華陽與井研沒有多少路程,李大臨的某個兒子或者孫子,遷居井研的可能性,也許還是存在的。不過,李大臨的兒子李隲,及其孫子李時雍、李時敏,這些我們從目前史料上已知的人物,仍然還是成都人氏。

就連史料所載的李大臨五世孫李佃,似乎也與成都相關。朱熹的高徒度正,曾與李佃有過交往,二人不僅有同鄉之誼,顯然還是知心好友。《宋史·度正傳》云:“度正字周卿,合州人。紹熙元年進士。”嘉定六年(1213年)正月,度正來到李佃的住處,“徧觀其先世寶墨”,并且寫下了《跋三舍人帖》。《性善堂稿》卷十五《跋三舍人帖》云:

宋次道、蘇子容、李才元相繼繳論李定除命,三人竟以罪去。竊意其當時言論太直,犯人主之怒,必有以自取者。今觀之,不過鋪陳典故,謂不宜驟進小官,以開夫天下奔競之門而已。持說雖甚堅,然其所以發于詞氣之間者,又何其和平而溫厚也?蓋當是時,荊公新得政,大變祖宗法度,元老大臣皆不以為然,定新自外來,傅會荊公,以希進用,于是極口贊美稱道。荊公大喜,驟加拔擢,將以風動列位,非神宗之明,有所不察也。當時三舍人雖以罪去,而定命亦格。士大夫為之增氣,人到于今稱之。嗚呼!遠矣,后生小子,未經師友,妄肆胸臆,以是為非,以非為是,知有已之好惡,而不恤國家之事體,茍恣所見,惡言詈辭,沖口而出,無復一毫顧忌,其不旋踵,至于身敗名滅,宜哉!才元之五世孫佃,與正善,因得徧觀其先世寶墨,感嘆之余,敬書其后。嘉定六年正月己巳山陽度正書。
(詳見:《宋代蜀學家度正年譜長編》http://bbs.gxs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3443&page=1)

不過,李大臨為人,似乎與“井研四李”倒有幾分相像。“大臨清整有守,論議識大體,因爭李定后名益重,世并宋敏求、蘇頌稱為‘熙寧三舍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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