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譜考略》——心傳喬遷:50里還是多少?

李順亮

肇永公李氏一族始居四川省金堂縣,永春族譜是歸功于李心傳的。永春族譜在“受姓后紀實”中這樣記載李心傳:

六十九世 心傳,舜臣三子。生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卒于理宗嘉熙四年(1240)宋進士,有史才,著作數百卷,疏請朱子從祀。自四川井研喬遷金堂縣太平鄉,離祖居五十里。

這一小段記載,問題還不少。“心傳,舜臣三子。”顯然,這里就有問題。《宋史》在“列傳第一百六十三 李舜臣”傳里,就明確記載著李舜臣“子心傳、道傳、性傳。”李心傳也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自敘中,稱自己是“秀巖野人李心傳伯微”。既然叫伯微,自然是老大。因此,“舜臣三子”沒有錯,但是李心傳其實乃“舜臣三子”中的老大。

其次,李心傳“生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卒于理宗嘉熙四年(1240)”,這里的記載顯然也有問題。前半句,李心傳“生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基本上已是定論,倒是沒錯。當然,也有人認為李心傳在1166年出生。如,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在第五十九章里,就說“李心傳(1166—1243)”。張林川、周春健在《中國學術史著作提要》(崇文書局2005年版)里,寫到《[宋]李心傳<道命錄>(十卷)提要》(詳見:http://www.ica.org.cn/yanjiu.php?ac=view&id=431)時,一開頭就說“李心傳(1166—1243)”。實際上,乾道三年絕不可能是1166年,但有可能是1167年,也有可能是1168年初,關鍵要看李心傳農歷幾月出生了。

而后半句,“卒于理宗嘉熙四年(1240)”,就大錯特錯了。我們來看《宋史》在“列傳第一百九十七 儒林八 李心傳”傳里的記載:

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淳祐元年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有八。

李心傳卒于淳祐三年,在這里明白無誤地記載著。我們知道,淳祐三年是1243年。當然,如果李心傳是在淳祐三年的年底去世的話,也有可能變成1244年了。杭州大學徐規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中華書局2000年7月第1版),在“點校說明”里一開頭就說:“本書撰者李心傳(1167~1244)是南宋著名史學家。”很明顯,徐規是持李心傳在1244年去世的觀點的。粟品孝在《宋代四川主要學術家族述論》(詳見:《宋代四川家族與學術論集》 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中,寫到井研李氏時,也認為“李心傳(1167-1244)”。

而上海大學來可泓在《南宋史家李心傳行述考略》里,也基本持相同的觀點,認為李心傳“生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卒于理宗淳佑四年(1244),享年七十八歲。”(詳見:《文獻》 1991年03期)但是,這里的淳佑四年,與《宋史》記載有沖突。來可泓的觀點,似乎前后有變化。他在此前所寫的《略談李心傳史學著作的特點》(詳見:杭州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1984年01期)里,卻認為是“李心傳(公元1166年——1243年)”。

其實,徐規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的“點校說明”里,提到了“近人臺灣大學王德毅教授著有李秀巖先生年譜……”似乎徐規是看過這個年譜的。因此,綜合起來考慮,還是采納徐規的觀點最為恰當。那么,看來李心傳是在淳佑三年年底去世的。永春族譜里介紹李心傳的那段話,應該改為“生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卒于理宗淳佑三年(1244)”。

第三,永春族譜說李心傳是“宋進士”,也需要作一個說明。《宋史》里記載著:“慶元元年薦于鄉,既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當然,李心傳雖然是科舉的失意者,但是似乎命中注定仍與進士有緣。《宋史》云:“為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修史的李心傳,居然被南宋皇帝賜了個進士出身。顯然,進士出身對于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來說,是莫大的榮耀。

第四,“疏請朱子從祀”,其實也不是李心傳的事,而是他的大弟弟李道性所為。《宋史?李道傳傳》云:

遷秘書郎、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于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匯進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為要。至于人才盛衰,系學術之明晦,今學禁雖除,而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愿下明詔,崇尚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注》、《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四書,頒之太學,仍請以周惇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五人從祀孔子廟。”

再進一步講,李道傳也只是請求將朱熹四本書“頒之太學”,并沒有要求將朱子“從祀孔子廟”,反倒是請求“以周惇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五人從祀孔子廟”。當然,李道傳既然會為朱子學術爭取“頒之太學”的無上地位,肯定更是想著能以朱子“從祀孔子廟”的,只是時機未到罷了,所以才拿著另外五人來說事。

而朱子“從祀孔子廟”,真正得以實現,事在淳祐元年正月,是南宋理宗皇帝下的詔。我們知道,淳祐元年是1241年。此前的嘉定二年,南宋寧宗皇帝詔賜朱子“遺表恩澤”匾,追謚曰“文”,故后人尊稱他為朱文公。而李道傳所見之帝,是“嘉定初”年的宋寧宗。嘉定是宋寧宗的最后一個年號,從1208年一直用到1224年。在李道傳“首言”“以周惇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五人從祀孔子廟”之后,經過三十年左右的努力,李道傳們終于實現了朱子從祀孔廟的愿望。

其實,以朱子“從祀孔子廟”,無疑也是李心傳的愿望。因為,李舜臣以理學傳家,李心傳也以理學為修身之本。清朝道光年間王梓材在《宋元學案》中,對“簽樞高恥堂先生斯得”謹案:嘗跋李秀巖《學易編》《誦詩訓》云:“斯得受業于門,每念有以廣其傳者。來守桐江,首以《詩》、《易》二書刻之,與同志共。”高斯得這位李心傳門人,就在這個“跋”里評價李心傳:“秀巖先生近世大儒也,世徒見其論著藏于明堂石室,金匱玉版,遂以良史目之,不知先生中年以后,窮極道奧,經術之邃,有非近世學士大夫所能及者。”(詳見:高斯得《恥堂存稿》)

據說,李心傳著有《丙子易學編》一卷,兼采王弼、張載、程頤、朱熹四人所傳之義,并以周敦頤、邵雍及心傳父李舜臣之說補正之,亦時附自己的說解,又采唐以企諸儒解《易》字音之異者附錄之,此舉義在調停程、朱之歧見,書凡為十五卷,但卻早已不傳。而且,在李道傳搜集朱熹語錄三十三家所刻的《池錄》出版后,作序的朱熹門人黃榦后來認為“多失其本真”而不滿意,也是和李心傳、李道傳二人往返書信予以討論。(詳見:http://jy.leshan.cn/whly/HTML/1450.html)由此可見,李心傳對于朱子理學研究之深,對朱子的感情亦是可想而知。

第五,“自四川井研喬遷金堂縣太平鄉,離祖居五十里。”永春族譜的這個記載也有問題在里頭。今天的四川井研離金堂,何止五十里之數。2011年國慶前后,我到四川尋根,特意去了井研和金堂。我從井研回成都之時,并沒有繞行樂山至成都的高速公路,走得還是老的井研到成都的213國道,基本上算是一條直線,不到150公里路程,客車居然耗時四個多小時。而金堂還在成都的西北方向,五十里如何下得來。

當然,南宋時期的政區與現在并不完全重合。永春族譜最早開修是在明朝,明朝之時所記,自然是按明朝的行政區劃。因此,實際上我們必須注意南宋至明朝之時的行政區劃變遷。行政區域網里稱井研:

從隋開皇十一年(591年)建縣起,經唐、宋至元朝初期的六百多年,縣域有所擴大。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將始建縣(即今仁壽縣彰加地區)并入井研縣。“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則隆州井研并省為仁壽,人成都路,縣境域為仁壽四鄉之一,曰來鳳”(詳見:http://www.xzqy.net/511124000000.htm)

這里的“人成都路”,實為“入成都路”之誤。但是,井研再怎么擴大,宋朝之時所并進來的始建縣,也僅是今天仁壽縣南邊的一些區域。而金堂在宋朝到明朝之時,只是改歷這里改歷那里而已,縣域范圍并沒有見擴大多少。行政區域網里稱金堂:

宋乾德五年(967年)以簡州金水縣置懷安軍,并將漢州金堂縣劃歸懷安軍管轄,隸西川路。北宋咸平四年(1001年)改隸梓州路,后改名潼川路。南宋淳熙三年(1243年)四川安撫制余▉為抵御蒙古軍隊南侵,建立山城防御體系。在金水縣云頂山筑云頂城,曾先后移成都府、潼川府漢州、利州及懷安軍治所。寶裕六年(1258年)蒙古軍攻入。元初、升懷安軍為懷州。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省金水縣入懷州。二十年(1283年)并懷安州金堂縣,屬成都路、成都府錄事司。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春,明玉珍于四川建大夏政權、金堂歸夏管轄,明洪武十年(1377年)廢金堂并入新都。十三年復置,仍屬成都府。(詳見:http://www.xzqy.net/510121000000.htm)

這里的“四川安撫制余”之后空缺的那個字,實為“玠”。而淳熙三年并不是1243年,實際上是1176年。我們知道,余玠是在淳佑元年,赴援安豐,敗蒙古軍,任四川安撫制置使,四川總領,兼夔州路轉運使。那么,這里“淳熙三年”顯然是淳佑三年之誤。只是并省與重置的金堂,離井研的路程自然也不會變到哪里去。

于是,“自四川井研喬遷金堂縣太平鄉,離祖居五十里。”再怎么看,這里頭的路程都有問題,短了不止一半。但是,永春族譜既然言之鑿鑿“自四川井研喬遷金堂縣太平鄉”,顯然這件喬遷大事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肯定是李心傳所為,不然不可能如此斷然地記在李心傳頭上。那么,“離祖居五十里”,我們面對這么詳細的記載,是采信呢,還是否認呢?在沒有確鑿的證據之前,還是不要武斷否認為好。那么,我們只能分析“離祖居五十里”的可能性在哪里呢?

我們還是回到李心傳的身上,來尋找解決問題的突破口。李心傳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自敘中說:“心傳年十四、五時,侍先君子官行都……”從這里,我們知道,李心傳十四五歲時,就已經和李舜臣來到當時的行都杭州了。所謂行都,實際上是首都,只因南宋之時,始終以光復祖業為重,眼下的一切都是暫時的,名義上的首都仍然是汴梁。那么,李心傳侍居杭州之后,有沒有回到四川居住過呢?我們來看《宋史·李心傳傳》:

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合前后二十三人之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闕下。為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召赴闕,為工部侍郎……

由此可見,晚年的李心傳回過四川任職,并且是先“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顯然,在成都府一直呆到了端平三年《十三朝會要》成書,才“召赴闕”回到杭州。李心傳不僅在成都府當官,而且還在這里修史。那么,永春族譜所記載的李心傳“自四川井研喬遷金堂縣太平鄉”,最有可能發生的就在這一段時間。

從永春族譜分析看來,后來回到杭州的李心傳,似乎并沒有把所有的家眷從金堂統統帶離。畢竟,從李心傳算起,到李嘉賓,再到肇永公李斌,永春族譜所記世系一共是七代,而肇永公李斌肯定是從金堂開基福建的。當然,過繼李心傳的李獻可,他的兒子、孫子,或者就是他的曾孫李嘉賓,在宋元交替動蕩過后的社會安定時朝,回居四川金堂的可能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過,金堂的家業不管怎么說,都應該是李心傳“自四川井研喬遷金堂縣太平鄉”打下的基礎。

“自四川井研喬遷金堂縣太平鄉”看來確有其事,那么“離祖居五十里”有沒有可能?唯一的可能,也許就是我們在理解“祖居”二字時,出現了偏差。這里的“祖居”除了指向“井研縣西陵山之陽四股樹故居”(詳見:來可泓《宋史?李性傳傳》考補)之外,有沒有其他可能?那我們要把目光轉到李心傳之父李舜臣的身上。《宋史?李舜臣傳》云:

教授成都府。時虞允文撫師關上,辟置幕府,用舉者改宣教郎、知饒州德興縣,專尚風化。

李舜臣“教授成都府”的記載,讓我們眼前為之一亮。從《宋史?李舜臣傳》可知,事在“中乾道二年進士第”之后,“虞允文撫師關上”之時。既然要“教授成都府”,肯定也是在成都府定居過的。當然,李舜臣畢竟是要“教授”學生,定居之地只可能是在成都城內,不可能跑到成都城外定居。不然,以南宋之時的交通狀況,就太不方便了。

于是,永春族譜所載李心傳“自四川井研喬遷金堂縣太平鄉,離祖居五十里。”我們可以這么認為,這里的“祖居”也許就是李舜臣教授成都府時的安居之地成都,而不是“井研縣西陵山之陽四股樹故居”。從成都至金堂,以五十里的虛數來計量,可以說相當實在了。我們知道,成都市青白江區的地盤,原來也屬于金堂縣。如今,成都與金堂之間還開通了公交。

在那次尋根之時,我就是乘坐602路公交,從金堂回到成都的。602公交線路7:00發班,18:30收班,起止點為成都北湖客運站至金堂客運站,全程6元,只有33公里。而當年的“金堂縣太平鄉”,公交司機告訴我,就是今天的青白江區清泉鎮太平村。也就是說,沒有更遠,只有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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