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的另一面》的另一面

李順亮

2017年11月9日

“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上班也就等于上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鄭嘉勵先生,在互聯網時代可謂名動江湖。因為廈門大學歷史系的因緣,冥冥之中,老天早已安排我傍上了這位名人。

向他們的這一份堅守致敬!

年少輕狂,當年在記者工作之余,只要稍有所思所想,便下筆如有神般寫得飛快,大有酣暢淋漓之感。每每爬完格子見了報,多少還有些為自己的才智與見識感到高興。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白發漸上兩鬢一起共生的,還有心中那份慚愧。翻看自己的舊作,有時已經不忍直視。雖說不是一無是處,更不是胡說八道,但仍就覺得自己怎么惟有膽大呢?

自從收到《考古的另一面》,并且一個字一個字細細讀來,更覺得自己的舊作皆非學問,純屬自娛自樂而已,典型的浪費讀者時間。差異如此之大,全因一個“實”字。考古的同學,甘坐冷板凳,且往實處作文章。豈是我這樣東跑西奔的人,可以比肩的?“實”一年,高一截,二十來年的考古冷板凳坐下來,我早已難以望其項背了。

墳墓本是極其沉重的話題,但在鄭兄的如花妙筆之下,卻也生動有趣。墳墓宛如一座座古厝,居住著一個個有故事的“活靈魂”,而不是令人生厭的“死亡靈”。“上班也就等于上墳。”他就在與一個個“活靈魂”對話之中,照見古今人性常情,縱觀彼此百態人生。可誰又能想像,當年的他嚇壞了,曾為此躲進房間哭了一場。“記得那年高考結束,我被某大學的考古專業錄取。天哪!不就是挖古墓么?”其實,那一年被嚇的還有我。

民間百姓是分不得歷史與考古的,不過其實也真的難以分清。不論是歷史,還是考古,反正老百姓都以為學成之后是要與古打交道的,不是古書,就是古墓,諸如此類。反正,在進大學之前,我是以只要翻翻古書來安慰自己的。進了大學之后,才漸漸認清那些考古的同學,才真正是要“挖古墓”的。歷史學與考古學同源而異流,二者互為補充,互不可分,甚至可以說在考古學進入中國之后的新時期,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考古學引領著歷史學發展,這些都是后來的后來我才慢慢知道的。

雖然歷史學與考古學關系如此密切,但是那時的廈門大學,考古學專業卻是歸屬于人類學系。人類學系設在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這個館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著名博物館,也是中國大陸唯一的一所人類學專科博物館。進過館的同學小聲神秘地說,這里面可是有很多死人頭的。從此,我對這個館就敬而遠之,但對學考古的同學倒是親親有加了。畢竟男生都是住在芙蓉四,房間是連在一起的,大凡公共課基本也是一伙上,更不用說最時髦的足球是在一塊兒踢的。

據說,考古學專業本來就是從歷史系分出去的。1994年7月,人類學系撤銷之后,考古學專業回歸歷史系。于是,次年畢業,歷史學的我與考古學的鄭兄,上了同一張畢業大照。后來的后來,兩個專業的同學之間,早已不分彼此,不僅私下之間聚會多多,而且在強大的微信群里“混為一談”了。我本來只是在微信里向鄭兄要書簽的,沒想到他寄了大作過來。于是,此后兩本一模一樣的《考古的另一面》擺在了我的案頭。

人家是看書,我卻是讀人。如果鄭兄知道,這一段時間在書的背后,總有一雙眼睛盯著他,肯定會心里毛毛得發慌。可我卻是越看越高興,也越看越感慨。修習的專業不同,人生的路徑相異,沉淀了二十多年之后,也分出了涇渭。考古的同學如釀酒,守得住做人的本分,在考古學術領域里向深處“挖掘”,越沉越香。而我們這班學歷史的家伙,一個個誤入歧途,沒有一個是干本專業的活,既然坐不了冷板凳,自然也就成不了什么大器。

如今,他們一個個都是考古業界的“高人”。歷年中國考古十大發現,就有11位廈大考古人的努力,其他重要的考古發現中也有他們的貢獻。其中,我們九一級的考古同學,貢獻了兩大發現。2012年十大發現之陜西神木石峁遺址,2015年十大發現之遼寧“丹東一號”清代沉船(致遠艦)水下考古,分別是孫周勇和周春水的杰作。人生如過眼云煙,其實,比人更不朽的是墓碑。因為專業的歷練,考古的同學對于名,一向是看淡的。但我無疑要向他們的這一份堅守致敬!

心如鋼鐵也能成繞指柔

專家學者通常是學院派的,自以為是地活在自己的“象牙塔”之中,甚至可以說,嚴重脫離社會生活,常常喜作空談怪論。但是,考古人并不是這樣。

因為田野工作的需要,這一個群體是離開家庭,走出單位,不是為了旅游,卻又四處行走,俯首埋頭的“礦工”。鄭兄三天兩頭不著家,這點倒是與我的記者生活極為相似。只是,鄭兄是徜徉于浙江秀麗的山水之中,而我則是可憐地從這個會場趕往那個會場。對于百姓生活的觀察入微,鮮少有人能與作為考古人的他們相比。“傳統的鄉村重男輕女,獨于養雞是個例外。”在鄭兄眼里,“人人都是生活家。”

“農村主婦,開門第一件事,就是在雞屁股上摳一摳,估算今日雞蛋的產量,然后按高價折合成人民幣,像是精明的會計學家。這時候,小孩子會在一旁留意母親的表情,見母親喜上眉梢,等賣冰棍的販子背著木箱子‘啪嗒啪嗒’過來時,便不失時機糾纏大人——小朋友是天生的心理學家。鄉下人不諳圣賢書,這種時候,也懂得‘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的道理,仿佛是天生的‘國學家’。”兒時的生活體驗,全部快樂地從腦海之中搬了出來,在黑夜之中寫入了文章了。

對人類社會的貼近體驗,是廈大考古人的一大優點。“陳嘉庚傾資辦學,林惠祥傾資辦館,均為時人所敬仰。”廈大人類博物館是著名人類學家林惠祥無償捐獻私人收藏的基礎上籌建起來的,而且他還擔任了第一任館長。1973年,廈大正式設立考古專業。1984年,廈大又設立人類學系。只可惜,早逝的林惠祥見不著這兩件盛事。慶幸的是,廈大考古學科創設以來,把面向東南與東南亞、面向海洋、與人類學結合的三大傳統,作為東南考古發展所必須堅持的學術取向。這些與眾不同的傳統,都與他有密切的關系。

與人類學結合的傳統,讓鄭兄對像林惠祥先生一樣的人類學家感情非同一般。人類學家林耀華先生以文學體裁撰寫《金翼》一書,成功表現中國南方漢族農村宗族與家族生活的傳統及其變遷。“我們可以將‘上蒼’理解為人類本身,將‘命運’理解為社會。”當林耀華如此解釋時,他感動到幾乎落淚。的確,這不是《金翼》寫得有多好,而是鄭兄作為廈大考古人的人類學情結在作怪。而他斗膽幫林耀華接著寫起了風水先生。

“夕陽、荒山、晚湖、熏風、頹然蒼老的殘塔,掩映于婆娑藤樹中。這幅蕭索的畫面,是雷峰夕照的經典形象。”鄭兄發現:“是雷峰塔的俗調,賦予了湖山全新的追求個人自由的普世價值,是《白蛇傳》拯救了明代以來江河日下的西湖文章。”而這個發現,不僅印證了他對于西湖名勝的熱愛,還有對于西湖詩文的熟稔,更有對于人世冷暖的思索。“那個名叫白素貞的女子,是個妖精,也是神仙,但她一心只想做個敢愛敢恨、有血有肉的人。”其實,做人比做神做妖都難,《白蛇傳》喻意恰恰在此。

“古人說過太多沒話找話的話,好比明朝人寫過太多內容空洞的詩。”這種類比并不是誰都能比出來的。古人沒話找話,現實社會又何嘗不是如此,各種冷笑話多多。鄭兄所住的小區,有位老人養了只八哥,終因其聲擾民不得不送人。“然而取而代之的,不過是遠處馬路上的車鳴、空中飛機降落的轟鳴。”沒話找話的結果,其實就是沒事找事。但人偏偏如此不講道理,聽得自己制造的各種噪聲,卻容不下眼前的鳥叫。

“只聽得這邊,鳥兒催促我‘起床了、起床了’,而另一邊,鳥兒又說‘別理他、別理他’。”哪怕是聽鳥叫,鄭兄的聽都與眾不同,他自備了一雙考古的“耳朵”。在景寧縣的小山村里,他聽了一回又一回妙不可言的大合奏。“仿佛有的鳥兒在呼喚我的名字,有的鳥兒在呼喚遠方的親人。”于是,經過大自然音樂熏陶的鄭兄,成了辛棄疾可以跨越千年的知音。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鄭兄聽出了《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此中深意:“詩人好不容易生發出沖鋒陷陣、建功立業的豪情,不料鷓鴣鳥‘行不得也哥哥’的鳴叫,恰似一盆冷水潑下,從頭涼到腳。”這樣的理解極高明透徹,其中滋味顯然只有歷盡風塵、江湖歸來的好漢才能共鳴。

就連只會嗡嗡不會叫的蜜蜂,鄭兄也能解讀一二。“一個蜂箱就是一個獨立的昆蟲社會,換言之,我們老陳家,有上百個社會。”人類學根底的考古,見之于此。蜂如人,昆蟲社會亦如人類社會。“土蜂比較花心,隨便什么花花草草,只要有點營養能吃的,它們都采。不像意蜂,只認準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楊槐花,一旦花期過去,就只能依靠主人喂養,或者干脆出門做強盜,否則全家都要餓死。”

中蜂與意蜂的沖突,都可以信手拈來,描寫入微。生活如此用心,難為考古學家了。記者如我,雖常言要“走轉改”,深入生活,卻總是在為完成任務而生活。此任務便是一個月的爬格子多少,不能讓格子空了,更不能讓報紙開了天窗。于是,打著沒有時間的旗號,不僅不學無術,而且迷失自我。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鄭兄筆下,字字皆真情,尤為難能可貴。于是,他在后記里“感謝來自陜西的考古技工李文藝先生,一個樸實的農民”。十年相伴,一朝別離,寫到動情處,他說:“那天,天氣悶熱,看似要下雨,但終究是晴天。”多情哪堪傷離別!鄭兄是多情之后放下,放下之后的多情。鄭兄是一個念舊的人。“像我這樣的人,翻來覆去,總是幾本老書。”就連書,他也念舊。

考古所到之處,鄭兄與萬千百姓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而他和群眾打成一片的起點,要從大學實習之時說起。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全國支援三峽考古。他因此到了萬縣的一個山村發掘六朝墓葬。離村前夕,平日三餐向來節約的鄉親,有魚有肉有酒慷慨送行。“我喝一口,傳給下一位,你喝一口,再傳下一位,如此周而復始,三圈下來,我爛醉如泥。由老鄉扶回駐地躺下,朦朦朧朧間,只聽他們反復叮囑‘小心’、‘小心’。每念及此,縱然梟雄再世,心如鋼鐵也能成繞指柔。”

可惜,我的大學實習生活,卻無此情深如許的經歷。歷史學的同學,住著建陽賓館,享受著老師的蔭“福”。因為帶隊的侯真平老師,是建陽人氏,在他老家我們自然吃香喝辣。于是,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那里的鄉親,而是鵝卵石鋪就的古樸簡雅的朱熹朱文公墓園。那里沒有鄭兄所說的石像生,惟有與自然融為一體的寂靜。

風水有“樸素理性”的一面

恰恰因為朱文公,我與鄭兄起了一次小小的“爭執”。

有一回,一位女同學在微信群里轉了一篇文章《至少從選擇草地來看,朱熹這么大一個儒家,也是沒看透的》。這是鄭兄在《一席》這個平臺講自己的《尋墓記》,微信都是標題黨,拎出了這么一句話說事。

他在講到“江南無族葬”的時候,提起了朱文公。我照錄如下:

我們可以舉一個更典型的例子,朱熹。大家知道朱熹可是孔子以后中國最大的圣人,你不要看他平時道貌岸然,其實自己在埋墓的時候他也沒有這樣做。

朱熹的爺爺朱森,埋在福建的政和縣,朱熹的父親朱松埋在武夷山,朱熹本人埋在建陽縣。朱熹的長子朱塾埋在建陽縣的另外一個鄉鎮,第二個兒子朱野埋在建安,每個人都埋得非常遠。更加不可思議的是,朱熹的父親埋在武夷山,母親埋在建陽——居然都沒有完成夫妻合葬。哎呀,他們后世的子孫上墳可就慘了,一圈走下來基本要大半年。

朱熹作為一個這么大的儒家,他說佛家無非就是怕死,道家就是貪生;但實際上面對死生之大,至少從墓地選擇這一點上來看,他也是沒有看透的。

朱熹留下了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叫作《朱子家禮》。《朱子家禮》對中國的傳統禮俗做了很多很多整理工作,比如喪葬禮、祭禮、婚禮,用來指導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其中喪葬禮內容是最豐富的。這個大家都能夠理解,跟我們現在的經驗一樣。你說冠禮很隆重吧,一天就夠了;婚禮很隆重,你就是跑到南太平洋結婚兩三天也就可以了吧,但古人的喪禮是三年。

在《朱子家禮》這么一本重要的著作里面,他把喪葬禮規定得非常詳細,但是對最能反映儒家倫理的族葬禮一個字都沒有提。那不廢話嘛,他自己都沒這么做怎么指導別人怎么做嘛,是不是?

尤溪是朱子故里,朱文公的誕生之地。我作為尤溪人,自然要站出來說幾句話,倒不是存心為朱文公辯護了。與其說是每一位尤溪人都有朱文公情結,還不如說是學術上的確有不同見解。

我說:說說朱子吧。尤溪我老家是他的出生地,長大到七歲離開,后多次回尤。尤溪到武夷山從大范圍來說,都是古延平府或古建州地。至少尤溪,至今道仙的影響非常重。其二,至少尤溪,墓葬并不一定要求夫妻合葬,亦可分葬,但風水必講。據說,朱子墓地,是其自選。

他言:朱熹迷信風水,墓地確是他自選的,當然,他有個學生蔡元定,原本就是風水先生。但是,朱熹關于墓地的選擇,在當時就很有爭議,以至于“為天下士人笑”。明代,也有人為朱熹辯護的,但是鐵證如山,沒法辯護。于是就說,曲阜孔林,聚族而葬,所以代代衍圣公。朱子講風水,很迷信,子孫反而不及孔氏后人。

我說:風水之學,總感覺骨子里頭是道家學。把風水變迷信不好,但不講風水不好,風水亦科學,主要是如何看,誰來用了。

他言:風水有“樸素理性”的一面,但是本質上,是迷信——這是我的看法。風水,雖然是迷信,但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密切。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繞不過這個話題。

說了半天,其實是我與鄭兄對于風水的看法不太一致。我一向認為,對于朱文公來說,與其說是佛家對他的影響很大,還不如說是受道家的影響更大。其中的道理,就在于所處的環境對于人的影響。至少今天的尤溪,受道家的影響仍舊是非常巨大的。尤溪人一說打品牌、編故事,就動不動呂洞賓之類的。

江南有無族葬,不學如我不好下定論。但是,在福建想要族葬,確實是一件難事。原因只有一個,至少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閩西北一帶,尤其是尤溪這樣多山的環境,地理上的制約是難以展開族葬的。于是,風水如何,比舉族而葬、夫妻合葬重要得多。哪怕是皇族,也難以改變山川形勢。鄭兄提到的宋六陵,實際上就遇到了展不開的問題。他說:“據說,在宋寧宗下葬的時候,寶山下的空間已經局促,簡直‘無地可擇’,只得強行拆遷泰寧寺,征用寺院的地基。”

江南也講風水,這是我可以下結論的。不然,假山池塘之類的人造景觀,就不會如此興盛。所謂的地靈人杰,其實就是以風水為其根基的。“對假山最具鑒賞力的藝術家,一定是嘉興、湖州、蘇州的才人……當地并無大山可以歸隱,反而匠心獨運,醞釀出更為奇崛的胸中山川。”真懂風水的人,造的是美景。但半懂不懂風水的人,其實只剩下迷信,東施效顰的結果,造的多半是垃圾。

江南水鄉,無山則造山,沒想卻成了今日一座座園林佳景。而“明清時期麗水的大戶人家,有點文人趣味的,園內照例疊些千奇百怪的假山。屋前屋后全是山,山區的雅人,也不嫌煩,偏好學嘉興人苦心經營的模樣,在眼前再添一堵假的山。”這就是典型的多此一舉,畫虎不成反類犬了。因時因勢而異,天時地利人和,中國文化博大精深,無與倫比。而易經作為儒家的首經,以朱文公的學術造詣,拿來玩一點風水自然是不在話下的。

至于后代是否因此受益,那只有天知道了。想來無非是心安而已,一個人、一個家庭乃至一個家族的美好愿望,在這風水之上得到了寄托。倒是這回,我去尤溪參加朱子與中國書院文化研討會暨第三屆全國書院高峰論壇,還真有一位后起之秀登臺為朱文公來了一場辯護。這位湖南大學的博士王逸之在《以儒為本:程朱對堪輿的改造》中云:“程朱所謂之堪輿與術家堪輿判若兩途,不可簡單以“謬而不信”和“酷以為然”來界定。”

對朱文公為親人擇改葬,王逸之認為,一方面,并非因迷信堪輿“以求蔭耳”,“(朱熹)風水的目的是要確保祖先的神靈之安寧,并不是要追求個人的功利”。另一方面,認為儒學和堪輿是對立的“非此即彼”,這恰恰與朱熹統一的“亦此亦彼”堪輿觀相左。“歷史的比較朱熹對于自己家人安葬的全過程,不難發現朱熹正在把一個‘俗’的風水思想,往儒家的傳統孝道方向靠攏,朱熹是這種努力的踐行者。”另外,朱熹在堪輿內涵上作了深化(亦即儒化),“即把風水堪輿術籠罩在儒家行德性盡孝道范圍,將其倫理化”,乃是“以儒為本”。

究竟朱文公的風水觀,是儒家化還是道家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反正,我以為,圣人并不需要事事皆圣,不能有半點瑕疵。當然,我如此說,并不等于說朱文公就一定有瑕疵。為親人擇改葬,其實很多人都會遇到。今年立冬,我大媽的墓葬即將改遷。改遷的原因,純粹是因為年年掃墓都找不著路,不得不如野豬般低頭彎腰在荊棘密林中穿行,一個個都怨聲載道。老半天時間找到了墓,也只好精疲力竭敷衍將就了。如不改遷,就是我這一代人看著大媽的墓荒沒,那于心何忍?墓葬講風水,是既能讓死者得以安葬,又能讓生者心安之術。

而居家講風水,除了好安身,還與風雅有關。劉文彩的莊園里掛著山水畫。鄭兄說:“山水畫照例是些與世無爭的意象,這是當年富豪常見的附庸風雅的方式。”其實,掛山水畫的用途,除了顯擺風雅,也是在造風水。據劉氏族譜記載,大邑劉氏開山始祖劉應良系安徽徽州人,明朝嘉靖年間移民入川。作為徽州人的后代,劉文彩有風水觀念并不奇怪。爭來無數豪財,卻又要表現出與世無爭的樣子。中國之道最怪處就在這里:爭就是不爭,不爭就是爭;爭為財富,不爭為名節。

尊重考古的專業意見是對的

鄭兄在《楊皇后考古》里提到了李心傳,我得為李心傳爭一爭。

因為根據自家所源出的永春族譜,我不得不認自己是李心傳的后代。“六十九世 心傳,舜臣三子。生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卒于理宗嘉熙四年(1240)宋進士,有史才,著作數百卷,疏請朱子從祀。自四川井研喬遷金堂縣太平鄉,離祖居五十里。”當然,這一段言之鑿鑿的記載有很多問題,我有專文考證過。(詳見:《族譜考略》——心傳喬遷:50里還是多少?》http://www.lwphsc.live/web/sksd/2011122601.html)各家族譜的世系雖然不太可靠,為了顯擺冒認祖宗之事不少,但是在沒有確鑿的證據之前,也不可隨意推翻。

反正,我這個家族能一直上溯到元明之際,從四川金堂來到福建,即肇永公李斌入閩這一代,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奇跡了。不論井研“四李”是不是自己真正的祖先,他們“家世業儒”的修為也是值得敬重的。網上有資料云:浙江省長興縣李家巷鎮李家巷村,和李心傳有關。“李心傳子孫中有一支后來遷居浙江永康,永康長恬、雅莊兩個地方至今還保存著族譜,都奉李心傳曾孫李景祥為始祖,另有石塔下、峽塬、蘅塘三地李姓人,則奉李道傳曾孫南宋郡馬李景龍為始祖,永康李氏至今信奉李心傳是他們的先祖。”可惜,我無緣得見這些與李心傳有關的族譜。

《宋史》“列傳第一九五 儒林六”為李道傳所作的傳,明確記載著“三子:達可、當可、獻可。獻可為心傳后。”黃榦為李道傳所撰寫的《知果州李兵部墓志銘》亦云:“獻可,尚幼,以君命為伯父后。”這位李獻可“嘗修徽、欽史”,顯然繼承了家傳之學。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是研究宋代特別是南宋的不可缺少的參考書。雖然“間或有失實的地方”,但是記載“今上楊皇后,遂安人也”,居然也會出錯,我是難以相信的。一來,畢竟是當朝人記當朝事;二來,如果李心傳會出這種重大差錯,修史的李獻可必然不會坐視。

我們再來看看李心傳的人生軌跡。寧宗嘉泰二年(1202 年),李心傳寫成《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二十卷。嘉定九年(1216 年),他又寫成《雜記》乙集二十卷。理宗寶慶二年(1226 年)他奉詔至臨安,入史館。此后,他參與編修中興四朝(高、孝、光、寧)國史、實錄和《十三朝會要》。這證明了《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成書時間,在參與編修寧宗朝實錄之前。也就是說,如果不是楊皇后自認遂安人的話,李心傳必然會自己立馬改正這個重大差錯。畢竟,給皇后亂安出處,可不是好玩的事。

鄭兄以為,“李心傳說楊皇后是遂安人,應是淳安之誤。”其拿出的證據,是“鐵證”一樣的楊皇后侄孫女的墓志:“世家嚴之淳安”。不過,我的解讀恰恰相反,這反證了“忘其姓氏”的楊皇后,與“后自謂其兄也”的楊次山,二者的兄妹關系的確是如假包換的冒認。因此,這只能有三種解釋:一,楊次山是淳安人,而楊皇后是遂安人。因為都是嚴州相鄰人氏,且有共同的需要,自然而然走到了一起。二,楊皇后根本就遂安、淳安不分,畢竟是冒認的,搞不清楚其中區別,所以她自認遂安。三、這個墓志的記載也許是錯的,把遂安錯成了淳安。

當前的考古業界有一個現象,一直讓我感到有些糾結。那就是只要是地下出來的東西,一般來說都必然被認為代表著真理,敢于用來否定一切歷史記載。我以為,凡事都沒有那么絕對,把地下的東西與書上的記載相較,是應該有的求真態度。哪怕是墓志銘,有個把錯誤也在所難免,都是可以理解的,畢竟是人為的東西。楊皇后“忘其姓氏”是可能的,畢竟古時出生貧寒人家的女子,本就只有類似阿花之類可有可無的小名,但來自哪里也不知道,可能性非常小。當然,專業就是專業,在沒有新的證據足夠否定之前,尊重考古的專業意見是對的。

中國人都有神話自己祖先的情結。楊皇后想為自己乃至祖先找到一個精神的歸宿,也是可以理解的。顯然,楊次山滿足了她的這種愿望。而這兄妹一認,就認出了淳安皇后坪那一方水土的重要記憶。而景寧縣渤海鎮大銀礦主陳璗,則是子孫后代記憶里的“銀王”。“璗公有本事,站在山頭,呵一口氣,地下的銀子就汩汩而出。”

“南明山頭題名的人很多,我把宋人摩崖過了一遍,也未見范成大的名字。”考古不易,亦可見其工作之認真細致。鄭兄工作起來,有一個技巧:“在進行‘范成大考古’之前,不必先有成見,甚至可以假設我們對詩人知之不多乃至一無所知。”這與我當記者的方法一致,明知故問,故裝不知,故裝一無所知,以核對真相。而最令人佩服的是,鄭兄工作到哪里,老故事就聽到哪里。

而他聽故事的習慣,是孩提時代從家鄉的河邊養成的。故事里的主角,不僅有蹚過東海的“長腳老五”,還有被雷劈死的女人,應有盡有。這些果然活潑潑的故事,給了孩童無數的想像,其情其趣,使人無限追憶。這里同樣是道德的宣化場。鄭兄的爺爺堅信龍的存在,“說他親眼目睹一條龍騰空而去,卷起一堆稻草。”可誰又能想像,他的爺爺晚年居然好讀《十萬個為什么》。一邊學科學,一邊信迷信,二者相安于一體且無沖突,人就這么奇怪。

家鄉的楊府廟里,不僅畫滿了“四不像”的歷史故事,而且裝下了鄭兄孩提太多的歡樂。紙爐,不僅用來燒紙錢,還用來燒字紙。“我爺爺說,糟蹋字紙是罪過,拿字紙擦屁股尤甚,輕者癡傻愚鈍,重者五雷轟頂。上學讀書,竟有生命危險,以致我有時又認為,追求真理可能是一項悲壯的事業。”讀來妙趣橫生。我少時長輩亦是如此吩咐,以至于有對不住有字紙的時候,心里頭便有惶惶然的“罪過”之感。

“生命就是一段旅行,一段曲折豐富、悲欣交集的旅行,沿途到處有瑰麗而無奈的風景。而人生的意義,就在于觀看沿途的風景,體驗觀賞的充實,領悟人生的真諦。人就是趁活著的時候,做點事情,體驗人生。”這是鄭兄敢于直面人生慘淡之后的放下,放下之后的拿起。而他與這班考古同學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在體驗之余,寫起了專供報紙使用的小雜文。

“大作”發表在報紙上面,那不是求名嗎?作為記者的我,的確是求名的。但是,至少對鄭兄來說,不是。“其實,我們并不害怕死亡本身,而是害怕自己的生命像路邊的野草一樣,毫無意義。”鄭兄的點睛之筆,直接擊中了我的心扉。

人比猴子高明不到哪里去

人雖是萬物之靈,但人比猴子高明不到哪里去。“對多數人而言,尾巴的消失才是最值得歡欣鼓舞的人類進化事件,大概只有美容院老板會抱怨因此失去了大把商機。個別成功人士也有可能稍覺遺憾,至少在展示驕傲、威嚴方面,在現存的所有人類行為方式中,再也找不到比翹起尾巴更恰當的了。”吾鄉講一個人驕傲,也是講他尾巴翹。鄭兄不僅看清了猴子的尾巴,而且看透了如猴的人。

假如我們還是猴子的話……就要通點猴情,至少鼓掌是不方便的。“于是,我疑心,在古代沖著人鼓掌是別有用心的,至少是失禮的或缺乏教養的。”呵呵,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掌,真是居心叵測。也難怪,畢竟鄭兄從死人的角度看問題看習慣了。“所以,當有人請求‘多給點掌聲’,或者召開成功勝利的大會、報告人故意在某個地方稍事停頓時,我們通常都會報以熱烈的掌聲,以至于演唱會或領導講話多次被掌聲打斷。”真有如猴戲一般,習慣性的配合,各取所需而已。

“聰明如你,我們繼續游戲,一個無窮無盡的游戲。”其實,不管聰明不聰明,每一個人都可以是自己人生的游戲高手。的確,做人如做游戲。只不過,想做好游戲,也并非那么容易。“洪楊又鬧起來了……那時做百姓才難哩,全留著頭發的被官兵殺,還是辮子的便被長毛殺。”橫豎都是殺,兩邊不是人。不扎辮子,披頭散發,“長毛”都成了貶義詞,太平天國焉能不敗?

“不料,老鄉有意見了,說,洪秀全、太平軍是好人,電視上、書本里都這么說,可長毛壞得不得了,他們不是一伙人,絕對不可能。”于是,我們惟有感嘆。游戲的只會是人生,真正游戲的并不是文字。作為魯迅的浙江老鄉,鄭兄無疑是游戲文字的高手,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哪怕他自我“貶低”,也依然盡顯謙虛之后的高大。

“趙老師(揚之水本名姓趙)博覽群書,把粗話說得那么雅致,不像我,使盡渾身解數,仍然是個插科打諢的粗人。”如果粗人是指在考古工地埋頭干活,那鄭兄的確是個粗人。可是,生活中的他,其實真真切切是個“細人”。“哲人說,人類最大膽的想象也有現實的影子。拿牛鬼蛇神說吧,模樣再怪無非是人頭上插兩支牛角。”可謂一針見血,文化的本質瞬間解透。

古往今來,最實在的東西,其實是陶。鄭兄對陶著力甚多,想不實在都難。“瓶窯鎮,今天以良渚文化遺址群的中心地而聞名,在宋代是個燒造韓瓶的大集鎮,破酒瓶實在太多,故曰瓶窯。”北方山西的平遙,是不是也是“瓶窯”之異化而來?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光緒九年版《文水縣志》云:“平陶城,在縣南二十五里,堯為唐侯時都于此。漢為縣,屬太原郡,后魏改名平遙,后以西寇內侵,徙居京陵,今平陶都。”

這個春秋晉國所置,并且西漢沿襲的平陶縣,到了北魏即后魏的時候,因為陶讀dao音惹上了麻煩。原來,“在上古音中,d聲是最原始的聲母,但d聲經常演變成t聲。這在方言中表現比較明顯,很多普通話中的t聲,在方言中卻保留著古老的d聲。”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的燾也讀dao,平陶不得不避諱。還好陶字還有另外一個讀音,讀作yao,古時陶、堯、窯同,恰恰證明這里曾是制陶之地。于是,順著這個讀音,音改字也改,把平陶改成了平遙。

平遙是慶幸的,因陶而得名,因堯而名垂。但是中華大地上為數太多的窯,就沒有這么幸運了。“傳世文獻,浩如煙海,但很少有記載瓷器生產的,即便南宋官窯、龍泉窯等‘一代名窯’也不例外。”鄭兄云:“這只能有一種解釋,就是宋人認為這些東西無當大道,不值得浪費筆墨。”我以為,這種解釋是獨到的。粗坯爛陶,只關生活,無關風雅,至少在絲綢之路時代,是一個墻內開花墻外香的玩意。

我的太公,身帶陶藝,肩挑陶筐,從永春遷居尤溪。作為制陶世家,我對陶一向有著深厚的感情。只可惜,時過境遷,家族的技藝已經漸漸沒落,甚至到了連傳承都有困難的境地。三明境內的窯口,比如回瑤古窯,我自然也是關注的。但是,和眾多福建古窯口一樣,這些窯基本上不見于史載。鄭兄發現:“相反,宋人文獻中時常可見的‘官窯’,十之七八,不是磚瓦窯,就是專燒酒瓶的窯場。”只要一關風雅,命運就大不同。

陶瓷里的故事很多。“一般來講,北宋晚期的韓瓶,既粗且壯,然后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南宋,韓瓶逐漸變得瘦小。你千萬別以為南宋人文氣、酒量小,酒是論瓶賣的,酒瓶矮小了,官府的利潤因此也就‘高大’了。”鄭兄的解讀總是驚人地到位。小包裝換來大利潤,這是自古皆然的官民同“奸”。北京二鍋頭能夠暢行天下、長盛不衰,靠得正是這樣的小包裝,不知是不是從韓瓶得到的啟示。

有一種陶,雖然自古為日用之物,但是更上不了臺面,那就是日溲夜尿的夜壺和糞缸。但是,糞缸借著鄭兄的妙筆,也登上了“大雅之堂”。“廟宇周邊的農田莊稼,全靠這里的糞當家。你別嫌棄它臭氣沖天,當年楊府廟的老師全年的福利,全指望著這兩口糞缸。”生活不易,但那樣的舊時光,卻有充滿戲劇味的歡樂,連糞缸都覺得有其“香”的一面了。

糞缸都可以登場,廁所也理所當然地跑到鄭兄的大作里去了。“長期以來,江浙地區流行‘露天糞缸’,不用查古書,想必古已有之。出恭者比鄰而居,談笑風生,北方人見了,以為江南一絕。”鄭兄以為,“這是古往今來江南鄉土文化中最不堪者。”我的看法,正相反。實際上卻是最生活,為的正是要那一缸“肥水”。江南至少福建冬閑的菜地,全靠它了。

在大學里,與同學們正兒八經攻讀學業不同,我算是混吃混睡“歪”到了家。我的大學本科畢業論文,居然寫起了古往今來中日相較的廁所。而這樣的“下三濫”選題,能夠得到韓昇老師的首肯,并且愿意指導,直到今天都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那時的廈大歷史系有一個習慣,不論是大幾哪一個階段的論文,但凡是論文,指導老師可以自選,當然老師也可以一口回絕。倒是我上一篇不是畢業之時的論文,關注的是福建古來交通路線,看起來正經得多。

讀歷史的人,似乎都想逃避現實。鄭兄看來也是如此:“這些年,千辛萬苦讀古書,總算建立起敦厚的世界觀。為了保護世界觀,我已經很久不看電視時評、報紙評論,不想開半天的會,內功全廢。”而我做得更加過分,家里的電視早已被我掃地出門,名義上自然是為了下一代健康成長。

鄭兄挖的是墳,內心卻總是光明的。“少扒些亂七八糟的檔案,做學問也要傳遞‘正能量’嘛。”而學歷史的我,還有一個惡行,那就是想逃避歷史,至少家鄉祖傳的龍窯,對我而言是一個重負。初中二年級,頑劣的我把右手弄骨折了。母親的啼哭之中,有一句我永遠都難以忘懷:“陶不會作了……”

陶都不會作,天就塌了。

我曾在這小鎮間游走

天塌下來,都是高個子頂著。一個城市要塌下來,頂著的就是城隍爺。

“各地的城市,都城、府城、縣城,四周圍起高墻,這就是‘城’。城外又圍以護城河,這就是‘隍’。如此合稱城隍,城里人總算有點安全感。”其實,隍是深溝,并不是護城河。只是因為往往溝深有水,才在這個意義之上成了護城河。后來,鄭兄發現,“城隍跟我們的父母官一樣,保家衛國只是副業,道德教化才是主業。”換句話說,也就是人心才是最可怕的,不好好教化,官老爺是沒有安全感的。

臺州府治臨海,鄭兄以為最夠格“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但是,“臺州府城能保存到今天,未必是因為人們的文物保護意識好。高峻的城墻是自然的防洪壩,臺州府東城墻因為并不瀕臨大江,早已被拆除。”自從胡適引進實用主義之后,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人文化成”這種虛功實做的東西漸漸褪盡。任何無用的東西,最后的命運往往是被拋棄。推掉幾座城墻并不算什么,還好經典是燒不盡、砸不爛的。

建城需要石頭,采石場可以提供。鄭兄的家鄉有很多采石場。溫嶺“長嶼洞天”,如今是著名的景觀,原來是個石板礦。龍游石窟不管是什么用途,首先這里也是一個采石場,得把石頭先采掉,才能另作它用。如今,因為旅游的需要,人為地為它加上了幾分神秘。但浙江的采石場,采下來的石頭,除了城墻之用外,顯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用途,那就是修海塘。

錢塘江捍海塘,塊石壘成的石堤,是鄭兄這樣來自窮僻海島的人所羨慕的。看來,龍游石窟采出來的巨石,也許經水路被搬去捍海了。提起海寧鹽官修筑海塘,沒想到居然又與我的祖先有關。當然,這也是永春族譜上記載的。他的名字叫李嘉賓,是我入閩始祖肇永公李斌的祖父。究竟可信與否,我無從考證,只能樸素地認為民間向來五世一修譜,至少爺爺應該還是靠得住的。但是,奇怪的是,肇永公李斌父親的大名卻不見記載。

李嘉賓本是監察御史,后來擔任工部尚書。而能夠擔任工部尚書,這樣一個需要實干的職位,也足以說明李嘉賓的能力,不僅是一介文人為官,還有經世致用之學。在《元史》“志第十七上 河渠二”里,寫到鹽官州海塘時,這樣記載:

致和元年三月,省臣奏:“江浙省并庸田司官修筑海塘,作竹蘧篨,內實以石,鱗次壘疊以御潮勢,今又淪陷入海,見圖修治,倘得堅久之策,移文具報。臣等集議,此重事也,旦夕駕幸上都,分官扈從,不得圓議。今差戶部尚書李家奴、工部尚書李嘉賓、樞密院屬衛指揮青山、副使洪灝、宣政僉院南哥班與行省左丞相脫歡及行臺、行宣政院、庸田使司諸臣,會議修治之方。合用軍夫,除戍守州縣關津外,酌量差撥,從便添支口糧。合役丁力,附近有田之民,及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等戶內點倩。凡工役之時,諸人毋或沮壞,違者罪之。合行事務,提調官移文稟奏施行。”有旨從之。

修筑海塘這種事,正是工部的職責所在。李嘉賓參與的“會議修治之方”,“有旨從之”。而此事的結果,也是令人滿意的,不久水息民安,“于是改鹽官州曰海寧州。”

而據《浙江通志》卷一百十六,李嘉賓還擔任過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元代行省官員通常由左丞相、平章、參知政事等六、七人組成。行省處理政務實行的是群官負責和圓署會議制,即通過行省官員集體開會共同負責。李嘉賓擔任江浙行省參知政事,究竟是在哪個時期呢?一般來說,在擔任工部尚書之后,再擔任江浙行省參知政事的可能性似乎不大。按照常理,應該是李嘉賓原先擔任過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對江浙事務熟悉,并且又是工部尚書,所以才參與了致和元年三月的“會議修治之方”。

其實,修筑海塘與海爭地,說到底也是穩住后面的城。而有城就有墻,有墻就有字。中國人“到此一游”的本性難改,一堵堵的墻頭也成了宣揚教化、廣而告之的好地方。那些墻頭文字自然是連接過去的。鄭兄說,“這寫有拆的房子畢竟暫時還在,所以是預示未來的,而在被拆與未拆之間的空隙,就是今天。”這些富有詩意的文字,還有一句禪味十足的結尾:“今天,我曾在這小鎮間游走。”

城里人同住一幢樓,卻不在同一個屋檐下,“老死不相往來”,見證了城里人的別樣幸福,那是無情無義的自然之“道”。用我家鄉當年老百姓的話來說,城里人住的是工棚,上無片瓦,下無尺土。于是,工棚拆不拆,當然只與錢有關。而農村的老屋不一樣,那怕再寒傖,也是記憶。鄭兄的家不出十年,就“泯然眾人”矣。而我的老屋,也同樣只能任其風吹雨打,放在那里爛了。今年,我的父親看不過去,專門抽了一周的時間,回去翻修補漏,但這份情又如何能夠抵擋歲月的侵襲呢。

而鄭兄老家的房子,最終在城市化的浪潮席卷之下一拆了之,再也給不了他“游走”的機會。那是2014年5月的一天,浙江省玉環縣楚門鎮胡新村,“不到半天時間,老屋已被夷為平地,滿目狼藉中,曾經熟悉的一切只堪在夢中追尋了。”可惜,鄭兄的舊居就這樣沒了。當地要是把眼光放遠些,這里完全可以整修成一座考古學家的紀念館。那樣,鄭兄不僅拿不到分文,甚至還要倒貼幾件寶貝。不過,中原大地的項城都容不下袁家騮、吳健雄夫婦的紀念館,更何況偏遠的海島呢。

那些城內寫著“拆”字,頑固不化的老屋,一般來說,比起城里的人來,已經算是長命得多。比搶救老屋更急迫的,其實是人文長者。年紀大了的丁伋先生,是當地歷史的活字典,鄭兄決定增訂他的《臺州墓志集錄》,希望他能授權。“丁先生滿口應允,為表示感謝,我送了他幾條香煙,如此而已。”其實,長者豈是幾條“香煙”就能收買的,背后是兩人的“墓志”情誼。

“理想主義與功利主義的拔河,是歷史的常態。”一個社會要有理想主義者,同樣也要有功利主義者。在中國,前者往往是以承載人文精神為己任的士大夫為主,后者則是凡夫俗子居多。老百姓一向講究實際,才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連磚室墓的磚頭,也因此遭了殃。鄭兄說,“有些磚室墓,里頭的壇壇罐罐還悉數保存著,而磚頭卻被剝得一干二凈,全拿去造房子了。后來聽說古墳的東西不吉利,于是又紛紛改砌豬圈。”看來,只有迷信,嚇得了他們。

理想不可以當飯吃,于是,有理想如鄭兄注定痛苦。“現在想來,過去的生活真奇怪,我們所做的一切,好像都是為了不讓別人失望。”中國人想為自己活著,總是一件難事。因為每個人都是家庭乃至家族中的一員,從小就肩負了一份責任。而祭祀與掃墓等家族活動,會年復一年次加一次地強化你心中的這份責任之感。

家鄉的一草一木、一屋一瓦,常在中國人的夢中。鄭兄說,“戲臺是木結構的,像我的文字一般速朽。”其實,鄭兄的文字是不朽的,倒是我的一篇篇新聞八股,早已朽爛如泥。

沒有宗祠的家族沒有規矩

有井水處,皆可以為家。但對于家鄉的標志性影像,卻很少有人拿井說事。一般來說,城里人說的是塔,農村人說的是宗祠。

塔如家鄉。鄭兄說了甌江之濱廈河塔的故事:“有位老人,少小離家,長居海外。他是坐船離開的,故鄉在他的記憶中,就是一座漸行漸遠、影影綽綽的古塔……”一別四十年,老人才回來,大老遠看到了塔:“還是記憶中歷經風霜的古塔。哦,我回家了。”可惜,現在像這樣想回家的人已經不多了。不要說農村,就是縣城或鄉鎮,真想回去一次落個腳,也是各種難。

我的家鄉是沒有塔的,就連宗祠也一個個小小的,大多從外頭看很難分辨出來,更不用說有徽派那種“高大上”的門樓。而我的家族幾乎可以說是沒有宗祠,雖然“宗祠”所在的老屋,至少是清代的房子,但是那里是太公從永春移民到尤溪之后,辛辛苦苦從當地人手里買下來的老房子,一代一代照例留下來作陶之用。

“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沖進來。”農村的世界你不懂,真正的世外桃源,只在陶淵明的夢里,而真實的農村只在鄭兄的筆下。“家母勢單力薄,不能當舌戰群儒的諸葛亮,就跑回屋內哭一場……”鄭兄家母的期盼,是“離開這個傷心的地方”。而吾家母亦是如此,一向視家鄉為“鬼地方”。

沒有塔的地方沒有文化,沒有宗祠的家族沒有規矩。人力可以改變很多東西,比如,臺州椒江海邊宋高宗避難于此的牡蠣灘,“因為長年燒窯”而搬空。生活是第一位的,在生活面前,任何物質性的存在都可以如過眼云煙,除了滄海桑田。哪怕是滄海桑田,在討海的人看來,“大海也是一畝浩瀚的田。”也只有中國人,才會把海亦作田。

但是,有些東西卻絲毫無法改變。生活是生活,精神是精神。風的東西可以變,但風不會變。“古人認為道德可寶,節孝坊自然特別多。倒不是說古人格外高尚,就像今天我們認為致富光榮,馬路上的奔馳寶馬也就越來越多。”所謂風行如此,以何風自然有何行。

“古往今來,戲曲是罕見的曾經無限接近于雅俗共賞的藝術形式,莫非熱心人少了,就淪為‘高雅藝術’了?”曲高和寡以為“雅”,那是極可悲的一件事。但以何為雅會變,雅本身同樣不會變。

頌自然也無法改變。縉云縣雙港橋崖壁清代咸豐年間的線刻貞節牌坊,“大概因為主人有限的財力不足以建造真實的牌坊,又不愿放棄官府認可的榮譽,于是,找一塊山崖,略作平整,用鑿子刻了一幅具體而微的牌坊。”底層社會的小“把戲”同樣值得尊敬。

“破四舊”,我的家鄉稍有些古的東西,也是倒的倒、拆的拆。父親記憶里的牌坊,也就這樣沒了。雖然我這一代沒有傳承這個沒有看過的記憶。但是,腦瓜子里依然各種“舊”不少,怎么也破不掉。后來,再上了大學讀了歷史系,各種“舊”從此與日俱增。女人家不僅把小孩掛在嘴里,也愛拿人家老公說事:“你家那位看過去,怎么從來沒有年輕過呢?”

三皇五帝,上下五千年,如此負重,我能年輕不老成嗎?一個人如此,一個國家同樣如此。所以,我常常感嘆,用公元紀年有什么好?一年接一年,層層疊壓,誰都會喘不過氣來。古人聰明,哪怕是當朝一位皇帝,哪天覺得不順,或者來一個祥瑞,馬上宣布改元,一切推倒重來,從此在新的年號之下,國家翻開新的篇章。

現在社會,什么都是新的好,但是至少人心還是古一點為好。鄭兄在景寧縣某山村過渡,被多收了三元錢。“老鄉依然激動,說,你們來幫忙,是客人,更不能欺負,傳出去,還以為山里人怎么都這樣。”山里人,人心還是可貴的“古”。你的世界只有金錢和利益,城里套路深,難怪大家喊著:“我要回農村”。

山里人什么都好,惟一不好的是性子太過耿直。直腸子、死腦筋,繞不來彎子,行就行,不行就不行。被欺負、被壓迫,自然是不行中的不行。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所謂‘礦稅之弊’,據說是明朝覆亡的重要原因。”有明一朝,承宋元而來,福建、浙江山區的礦場不少,尤溪就是其中比較典型的一個縣。這些礦場自然是官家的營生,我的家鄉就有一個村落叫七官場。少不更事的我,還以為這個地方出過很多官呢。

見錢眼開,腐敗成風,哪朝哪代都難免。但是,要說“礦稅之弊”,是導致明朝覆亡的重要原因,則有些說過頭了。福建鄧茂七起義,導火索是佃農不僅要把田租送進倉庫,還要逢年過節送雞鴨魚肉,俗稱“冬牲”。而葉宗留起義,則是因為福建官兵千人入礦區,禁止民間采礦。換句話說,就是官家礦場再腐敗,那是官家的事,與老百姓是沒有關系的,更不會以此為借口鬧起事端。

尤溪到處是礦,作為爐主的蔣福成,之所以會帶領爐丁響應隔壁沙縣的鄧茂七起義,想來純粹也是因為他和葉宗留一樣,干的是民間采礦的勾當。原來,正統九年(1444年)六月,明朝政府下令,收民礦官有,對私自開礦者處以死刑,家屬發配邊疆,“如有不服追究者,即調軍追捕”。據說,蔣福成采的是鐵。不論采的是鐵還是銅,可以說都是暴利,要官有不反抗才怪呢。

“苛政猛于虎”,出臺不好的政策,只會給朝廷添亂。一旦亂鬧起來,城里尚有高深的城池可以憑借,而鄉下人家無“城”可以為保,便只好各自為“樓”了,這就是土堡、土樓以及碉樓出現的原因了。只不過,對付流氓草寇,這樣的“樓”倒是綽綽有余,若想要對付正規大軍,就如螳臂當車,只有自討苦吃了。

有好的政策出臺,風調雨順,那是因為有真龍天子。可是,不管是真龍天子,還是假龍天子,只要是天子,都如龍般難以琢磨,翻手為云、覆手為雨,說下雨就下雨,說天旱就天旱。鄭兄說:“大凡龍潭,十之七八,都曾經是求雨的所在。”這倒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江南地區,總能找到一個山坳,里頭恰好有一泓源泉不竭的池水,于是美其名曰‘龍潭’。依此類推,四季不斷的瀑布叫龍湫,久旱不涸的古井就叫龍井。”推此及彼,這就是考古的專業視角。但是,若是自責一番的祈雨,仍舊祈不來雨,那《祈雨文》就會變成了“討天”檄文。鄭兄說:“常見的責問是,身為天神為何漠視民生?”這問天式的祈雨,無疑是更高形式的祈雨。

祈雨如何祈法,《宋史》卷五十五里有生動的記載。有李邕《祈雨法》:“以甲、乙日擇東方地作壇,取土造青龍,長吏齋三日,詣龍所,汲流水,設香案、茗果、餈餌,率群吏、鄉老日再至祝酹,不得用音樂、巫覡。雨足,送龍水中。余四方皆如之,飾以方色。大凡日干及建壇取土之里數,器之大小及龍之修廣,皆以五行成數焉。”此外,還有《畫龍祈雨法》、《蜥蜴祈雨法》,真是不一而足。光是龍,就有土龍、畫龍,假龍連蜥蜴都派上了用場,令人大開眼界。

而最高形式的祈雨,自然是皇帝親自出面求雨。但皇帝求雨也有求不來的時候,宋太宗趙光義就遇上了這種尷尬事,只好下了一道手詔。《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元元何罪!天譴如是,蓋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當于文德殿前筑一臺,朕將暴露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共焚朕以答天譴。”

皇帝做做樣子總是要的,一旦做完也就算了。但是,真正倒霉的人,往往是當朝宰相。因為,只有他有資格替皇帝謝罪。宋仁宗之時的宰相賈昌朝,就因此吃了虧。慶歷七年(1047年)春旱,帝避正寢減膳,賈昌朝援引漢朝因災異冊免三公的故事,上表乞罷參知政事。

難怪,只要天降災異,滿朝文武都會緊張。畢竟,連以唐太宗李世民之圣明,都不得不生吞了蝗蟲,掇數枚而咒曰:“人以谷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姓。”

還是新中國大修水利,真正解決了水的問題。毛澤東時代,全國各地建成了大量的水庫,武義的龍潭水庫就是其中一座。鄭兄說:“當年參與修建水庫的民眾間流行的勞動號子,其中有一句道:‘天上沒有玉皇,地下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讀來令人倍加感慨,也就是毛澤東時代的人,才有如此戰天斗地的豪情。

唯有留在原地才有意義

毛澤東這樣舉世無雙的偉人,自然不是玉皇或者龍王能夠駕馭的。毛澤東提出的“為人民服務”,更是再也無法超越的振奮人心的口號。今天的各級政府部門,都把“為人民服務”高高地懸掛在“廟堂”大門之上。

只是,如果歷史地看,我們就會發現,今天的“為人民服務”似乎掛反了。可惜,掛成了朝外給老百姓看,而不是朝內給人民公仆看。“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宋太宗趙光義從后蜀皇帝孟昶所寫《頒令箴》中擇出的四句《戒石銘》,以后歷朝歷代地方衙門皆為圣諭,就是銘文朝里的。鄭兄說:“人們走進衙門,自南而北穿越正門,迎面便見碑陽‘戒石銘’字樣,而地方官吏端坐正廳內升堂辦公,抬頭觸目正是碑陰的十六字銘文。”

其實,歷史以來官本就與民相對,秦朝所開創的以吏為師的傳統流毒甚深,想讓高高在上的官有愛民之心,自然難上加難。但是,古人聰明之處在于,讓官知有所敬畏。“我時常感慨漢語的偉大,竟有‘敬畏’一詞,道盡人心的曲折和微妙。”因敬而畏,又因畏而敬,于墓中讀人心,這也正是鄭兄之高明處。

“千里求官,為了吃穿。”說白了,千里求官就是為了財而已。寧波東錢湖畔南宋丞相史浩父親的墓葬,“在文臣的后面還擺了一對石椅子,太師椅造型,寫實的,據說可以借此研究宋代家具。”其實,這太師椅正是研究中國人心的最好標本。要求財先求官,于是,哪怕是墓前的石像生,也不忘要放上一對石椅子。

這可不是一般的石椅子,而是代表權力的太師椅。有了權力,不要說死了,哪怕是在生前,都有人為你建造生祠、樹去思碑。一代奸臣魏忠賢的生祠,就在這種官場風氣之下遍及天下。鄭兄是個明白人:“很多時候,去思碑只是官員自我標榜、民眾獻媚權貴的結果,并非當真恩德在民。”

權力如此重要。于是,古人的風水之學,哪怕是用在造墓之上,都傾向于以權力為重的格局。“江南墓地的風水環境,又有固定的模式——墓葬坐落于‘環抱之地’,左首有山巒環繞,是為‘左青龍’;右首有山坡回護,是為‘右白虎’;前面是一片相對開闊的曠地;當然,后頭必有靠山。遠遠望去,墓地像是一把太師椅。如果太師椅的前方又有河水迤邐流過,是為‘長流水’,那么,就再完美不過了。”這“長流水”,指的就是財。

人為財死,哪怕是死了,也要為子孫后代所累,考慮財之大事。“古人很庸俗,只認識黃金白玉。現代人有品位,發現陶瓷器也有‘歷史價值、科學價值、藝術價值’。”他說:“現在的被盜之墓,墓底猶如掃把掃過,干干凈凈,因為專家說,所有的古物都有價值,實實在在的價值。”可見,現在的“專家”教人壞。

“三大價值電視上的‘專家’都說爛了,我不愛聽,不就是多少錢嘛,何必彎彎繞繞兜圈子。”講錢就俗了,可錢從鄭兄嘴里道出,居然不是“俗”的,因此可以直指道德人心。“談錢,是最不必不好意思的,任何事情說到這份上,也就意味著可以搞定了。”鄭兄有浙商的天賦,但他顯然會是一個“儒商”。

浙江人自古以來,就不是死讀圣賢書的呆子。促成朱、陸“鵝湖之會”的呂祖謙,博學多識創立了“婺學”,主張明理躬行,學以致用,反對空談心性,開浙東學派之先聲。而同時代的何澹,雖然依附權臣立“慶元黨禁”,但是居然能改建麗水的通濟堰,把木壩改成石壩。這條設計合理的拱形石壩,是水利史上的杰作,至今造福一方。看來,比純粹意義上的理學家有作為得多,走的路子也不一樣。

通濟堰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4年成功入選世界灌溉工程遺產。整個水利工程,連同碑刻,是研究我國古代水利工程的珍貴資料。碑自然有碑的用途。但是,“諸如界碑之類的文物,唯有留在原地才有意義。”可惜這些年,碑林博物館之類的館舍多了起來,亂移動的此碑彼碑多了無數,失卻了文物原有的作用。當然有些是不得已而為之,有些則是好心有意的保護性“破壞”。鄭兄說:“有些東西,離開老地方就沒意思了。”可惜,這個道理沒有幾個人懂得。

倒是有一方無字碑,至今無人動它。墓地上的神道碑,本是對人的一生蓋棺論定。可是,乾陵前居然是無字碑。鄭兄理解唐中宗的難:“對自己的母親,曾經的大周皇帝,好話沒法說,壞話不能說。”的確,倒不是武則天大度,是非功過任由后人評說,而是唐中宗不知如何說。畢竟神道碑這種東西,不是武則天自己生前想立就立的,而是在其身沒之后子孫后代辦的事。

就連此碑彼碑尤其是禁示碑,之所以用文言文,不用干脆利落的白話文,諸如“誰燒山,誰坐牢”之類,鄭兄也能看穿。其實,就是不想讓普通人看懂。他說:“你想,村莊中就這么幾個人識字,也就是所謂‘鄉坤’。鄉坤站在石碑之前,手指碑文逐條講說,搖頭晃腦,多神氣啊。而且目不識丁的聽眾,懵懵懂懂,目光呆滯,才格外具有威嚴的、神圣的儀式感。”

鄭兄的想象力非常豐富,如果沒有豐富的想象力,如何能解此中深意。“其實,龍是我們想象的神靈,跟我們一般庸俗,有好處眉開眼笑,感動了熱淚盈眶。”鄭兄的語言特點是如此的鮮明,瞬間就把神格給拉低了,龍變成可親可敬的人。鄭兄用自我貶低,換來了神與人之間距離的拉近。

有如此想象力的鄭兄,自然不是鼠目寸光的人。但他仍自嘲:“在我這樣‘目光短淺’的人看來,眼鏡是與指南針、蒸汽機同等偉大的發明。”作為同是“眼鏡俠”的我,對此深有同感。“眼鏡俠”不易,沒有眼鏡則沒有一切,起床第一件事,并不是人家的柴米油鹽醬醋茶,而是捉摸著找自己的眼鏡。

鄭兄還是一個幽默的“嘮嗑者”,雖然他自己覺得寫這些關于古物的文字,倒更像個“賣笑”的。對于多年未漲的稿費,他居然也有建議,“不如索性取消稿費制度,一律按照篇幅的長短收取版面費,每個字收他十元八元的,看那些專愛在報章上說瞎話的人還敢不敢胡說八道。”此策之妙,真是深得我心,可以為走下坡路的報業減負。

路亭是古代的鄉間小道憩息地,而驛站是古代的高速公路服務區。鄭兄的大作,不僅是我的路亭,還是我的驛站,不僅讓我停下了腳步,看到了《考古的另一面》的另一面,還讓我加滿了“油”,至少帶著對考古的敬畏,繼續向著總是快馬加鞭的新聞大道上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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