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莊驚夢:風雨兩岸情

李順亮

2014年1月9日22時19分

故園芳菲盡,

空巷誰知憐?

春江煙云醒,

風雨兩岸情。

一個村莊,一群學者,一場戰爭,一段歷史……謹以打油詩一首,向中華民國的一回精彩致敬。

回首民國那段艱辛歲月,令人平生別樣感慨。尤其是民國頂尖的那撥知識分子,國恨家愁交織,現實書本碰撞,喜怒哀樂并存,和著戰爭的節拍,堅持著自己的人生求索。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的《民國衣冠——風雨中研院》,是岱峻先生的大作。四川宜賓的李莊是一個很好的縮影,折射出了民國的那段慘痛變局。于是,許倬云說:“這本書中的故事,在我而言,猶如家乘。”

岱峻先生曾經執業媒體,難怪筆觸那般順滑,視角那樣獨到,字里行間透出厚重的采訪功夫。一位真正優秀的記者必然是思想者,絕非只是爬一格子賺兩工分的匠工。雖然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但是衣冠文明隨著時間的推移更是讓人懷想。先生在前言里說,成立于1928的的國家最高學術研究機關中央研究院(簡稱“中研院”),無愧民國政府的美服桂冠。民國之時的李莊,就這樣走進了先生的視野,也走進了我們的世界。

左傳有言:“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可今日之中國,還有誰敢大言不慚地說:這里是禮儀之邦;還有誰能驕傲無比地夸:我們有華服美衣。先生說,列文森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里有個著名的論斷:中國現代的知識分子,在理智上選擇了西方的價值觀念,但在情感上卻割舍不掉中國古老的文化傳統。可是,當西化就是開放,守舊就是落后,文明的傳承都成了問題,還有什么是不能變的呢?

李莊的那撥學者,或許已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批西學為用、中學為體的堅守者,正如他們為了中國學術的星火可以燎原,堅守在二戰時的李莊一樣。可是,也恰恰是這一班人,在解放戰爭后期,做出了最壞的一個決定:選擇精品文物運臺!“初定精挑文物600箱,后擴大挑選范圍,選出文物3824箱,其中北平故宮博物院2972箱,中博院852箱,還有中央圖書館及北平圖書館的善本圖書和外交部條約檔案等。”兩岸的隔絕,讓這批本屬于國家、屬于民族、屬于人民的寶物,無法最大限度地發揮它的傳承作用。

“去鄉之情,情何以堪!”去臺之時,“千年文物系儒生”的王叔岷發出的感嘆,也是整個民族之殤。還好另有一批學者,“棄暗投明”,選擇了堅守大陸。的確,正如傅樂煥寫信勸諫傅斯年所說:“今日政府之頹局,全他們自己造成,不值得為之過分分神也。”而夏鼐對傅斯年說得更透徹:“現下不比李莊,在李莊生活雖苦,尚無刺激,在首都則一切政治黑暗,皆映入目中,亦使人生反感也。”他的看法決非一人之思,相當具有普遍性:“時局已如此,誰還走死路。”可是,每個朝代似乎都有他們的殉道者。傅斯年就想成為其中一個,“隨身攜帶一大瓶安眠藥,一旦共軍攻入,他便要服毒自盡。”他常對妻子說:“我非識時務之俊杰,更不識何謂明哲保身,我乃大愚也!”其實,哪里是大愚,乃是大忠,大智若愚,大忠似傻,只可惜他忠的對象選擇出了問題。如此之人,今日中國又去哪里找呢?

最終,那批不愿走的“儒生”,自己成了傳承文明的“文物”。更因為“衛道”,那批“儒生”在新中國歷經風雨。“讀死書,連小說都不看,絲毫不問政治,認為學術有出路,政治無出路……”胡厚宣的檢查有些搞笑。胡先生是不問政治,而我則是政治的喉舌,此外別無不同。看來,如果我早些出生,就會犯和他一樣的錯誤。對于純粹的學者來說,這些風雨其實并不算什么。逯欽立至死都沒有看到自己的大作《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出版,才是真正的悲劇。

那些赴臺的學者,似乎日子也好過不了多少。“己丑歲,隨孔圣公來臺,遭陳蔡之厄,經旬不舉火,篋藏鬻質皆空;翼兄先期至,然斷贄亦數月矣!所勝者,甕中尚儲米數斗耳,既見予饑,忘己之饑,竟全舉以贈,白骨而肉,盛德無以報也。”陳蔡絕糧,哪一個文人能受得了呢?為此,“忘己之饑”解人危難的屈萬里收到了“饋米圖”。而大名鼎鼎如傅斯年者,也未能逃脫窘境。他的愛妻回憶說:“他擱下筆抬頭對我說,他正在為董作賓先生刊行的《大陸雜志》趕寫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費,做一條棉褲。他又說:‘你不對我哭窮,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費到手后,你快去買幾尺粗布,一捆棉花,為我縫一條棉褲,我的腿怕冷,西裝褲太薄,不足以御寒。’”董作賓也為了生活奔波,做甲骨文研究之外的工作。人生大體如此,養家糊口最為重要,學術又不能當飯吃,為之奈何。

這些苦,只是生活上的苦。可是,國民黨退守臺灣后政治上的黑暗,似乎比在大陸時期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張春樹當年最大的苦事就是進圖書館借書:“臺大圖書館對可借可看之書刊均因政治因素嚴加控制,任何學人在大陸,其著作全不能看,凡有其文之學報或文集均不易看到;臺大師長之著作如為早年發表,或與大陸學者之著作同在一處也都不能看到。”而傅斯年為了抵制各機關學校實行的聯保制度,挺身作保:凡是在臺灣大學任教和服務的教職員每個人都思想純正,他可以個人作保。若有問題,愿負全部責任。

學者之間,難免觀點有分歧,言語相抵牾。董作賓與傅斯年如此,李濟與胡適亦如此。“田野調查,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人類學對社會科學最大的貢獻,涉及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人類學、民俗學等。它是一種使研究者走出傳統‘書齋’的‘直接觀察法’。”董作賓攜女友田野調查掀起了風波,傅斯年自請“革罰”,董作賓也要一走了之。“孟真謂為‘風紀’,實不如謂為‘風氣’之為得也……”還是中研院總干事丁文江這位和事佬看得透:“兄等與孟真私交甚厚,平日形跡極端脫略,弟常引以為憂。因遇有公務時雙方反因此而易生誤會。弟每見遇有‘上司’觀念不應完全不顧時,大家皆只知顧全友誼,反之朋友平常忠告與所謂‘上司’毫無關系者,言者常有顧忌,聽者不免猜疑。”如果朋友與工作混為一談,最后雙方難免尷尬,甚至連朋友都做不成。而不顧場合、專講實話的李濟,居然被人誤以為有氣死胡適的嫌疑。

“我感到科學思想在中國社會生根不成,是最大的問題。經過五十年提倡,今天我們的成績如何?一切科學設備是從外面買來的,學生最后必須出洋去,我們有什么樣的科學大著作?還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樂觀,科學不能在這里生根,就覺得它是舶來品。”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本來就是一道難解的題。今日之中國仍然是這個問題。但是,那時李濟悲觀得不合時宜的致辭,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

愛之深,則責之切。也只有李濟點破問題所在:“中國學術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幾個從事學術工作的人方才真正的知道。我們這一民族,現在是既窮且愚,而又染了一種不可救藥的,破落戶的習慣,成天的在那里排(擺)架子,談文化,向方塊字‘拜拜’,——這些并沒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為天地之大,只有這些。”講究形式,永遠重于實質,是中國一大問題。反正在中國,作派最重要,其余皆次要。

顯然,李濟在科學考古上是成功的,在社會“考古”上則是失敗的。對學生翻看有政治傾向的小冊子,李濟告誡說:“我們作科學考古的人,不要戴有色眼鏡啊!”其實,不戴是很難的,每個人都戴有自己的有色眼鏡,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問題、看時代。李濟的得意門生夏鼐,顯然比他的老師看得更透。他說:“胡適也看不起祖國的古代文化,這是買辦階級崇外心理的表現……”撇開胡適,撇開那時,今日事實正是如此,崇洋媚外者遍地都是,堅守中華文化者又有幾人?

朋友志同已是幸事,人生知音更是難覓。婚后的俞大綵這樣定位:“如果比學問,我真不敢在他面前抬起頭,所以我愿意犧牲自己一切的嗜好和享受,追隨他,陪伴他,幫助他。結婚之后他沒有阻止我任何社交活動,但我完全自動放棄了……”傅斯年是幸運的,真是有妻如此,夫復何求。梁思成也是幸運的。他的妻子林徽因不僅堅定地站在他后面,大聲疾呼保護北京古城區、保護古城墻,而且和他一起為新中國設計了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1950年6月30日,全國政協一屆二次大會全體代表以起立方式,通過了林徽因主持清華營建系師生設計的國徽方案。居然還有這種通過方式,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可憐多年跑“兩會”的我,有些孤陋寡聞了。

梁思成留下一段箴言:“北京古城所承載的信息,不是皇帝個人以及封建王公大臣的,是全民族的,是勤勞聰明的中國人用磚石壘成的史書。”其實,中國的古代文化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只不過,文化傳承與光大,非一人之力、一時之功所能奏效。梁思永的高徒高去尋,歷時十八年整理老師的遺稿,成就了考古學經典報告《侯家莊》。“以篇幅而論,高去尋補寫的部分竟是原作的八十倍,然而他在出版扉頁猶題為梁思永先生的未完稿,而他只是排在后面的輯補。”的確,“這‘輯補’兩字蘊涵了高貴的學術道德。”有如此弟子,亦是梁之福氣。回看今日,師生反目成仇比比皆是,豈不令人汗顏。由此可見,道德不存,文化焉附?

讀書更是做人。從來踐行圣人之道,都比苦讀圣賢書來得重要。傅斯年有一句名言:“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果然我們動手動腳得有結果,因而更改了‘讀書就是學問’的風氣,雖然比不上比不上自然科學上的貢獻較有益于民生國計,也或者可以免于妄自生事之譏誚罷?”看來,傅斯年還是非常有想法的學者。“讀書就是學問”,是古今學人的通病。讀書并行萬里路,只在朝代更迭之際,才有學人迫于形勢被逼做到。于是,顧炎武這樣的絕世大家才能出現。

“忠君”與“行道”孰輕孰重,從來都是一個問題。只不過,忠的君可以不同,但行的道卻不能有所異。鄭孝胥忠的是滿清,傅斯年忠的是民國,夏鼐忠的是新中國。新浪博客《閑人雜記(六)——康有為與鄭孝胥》云:“康有為與鄭孝胥在有一點上是非常相似的——康有為把光緒皇帝“送”進了瀛臺,光緒從此失去了自由;而鄭孝胥把溥儀送給了日本人,末代皇帝終成傀儡。”其實,兩者忠的雖然都是滿清,但是行的道并不相同。前者維新變法拯救滿清,后者甘當漢奸分裂祖國。于是前者為后人所敬重,后者為后人所唾棄。

傅斯年與夏鼐所忠不同,但行的道卻一樣。傅斯年教導王叔岷:“要把才子氣洗干凈,三年之內不許發表文章。”年輕人大多心浮氣躁,可惜他人未必這么幸運,能遇上斯年這樣的高手來作老師指導。而北大也是幸運的。北大校長蔣夢麟把傅斯年對北大的貢獻,與胡適綁在了一起。蔣夢麟說:“事無大小,都就商于兩位。他們兩位代北大請了好多位國內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復興,他們兩位的功勞,實在太大了。”一校之長如此謙虛納言,北大焉能不振?全不似今日大大小小領導之假大空,胸中無一物,卻山中稱霸王。

“傅所長決定先運一部分東西赴臺。散會后,詢余能否押運古物赴臺。余拒絕之。”夏鼐心中對國民黨有自己的一杠枰。而對于學術的追求,二人則殊途同歸。人生常常讓人喜讓人悲,不確定是人生的一部分。少年才俊的夏鼐,“……自己本來預備弄的是中國近世史,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學,這樣便要改變我整個一生的計劃,對于這樣一個重大的改變,我并沒有預料到,我有些彷徨無主。”夏鼐與他的老師李濟雖分立兩岸,也同樣在學術上走著共同的道:從李濟的“一切的原始材料,只要能體現人類的活動,哪怕是殘陶碎骨,只要是有計劃的科學方式采集得來的,都能顯現其學術價值”,到夏鼐的“衡量考古的成績,主要不是看發掘出什么東西,而是要看用什么方法發掘出這些東西;不要有‘挖寶思想’”。二者甚至連做事的原則都一致:考古而不藏古,私人不收藏古物。

得意門生夏鼐,不僅曾在日記中記下老師李濟對于自己田野工作的關注,而且記下了自己的感慨:“青年人所怕的不是吃苦,而是知道自己的命運被決定了……我的素養使我成為書呆子,關于統治工人及管理事務各方面皆是一個門外漢,勉強做去,未必見功,可是這有什么辦法可想呢!”沒想到一語成讖,日后的夏鼐不得不在政治舞臺上艱難地走著鋼絲,甚至批判過往。人生有太多的無奈,有時命運弄人,非一己之力所能轉移。不單是夏鼐,梁思成也一樣。且看梁思成在后來激情年代寫下的詩句:“舊皮還須層層剝,身心才會真透紅。”那個時代的人,大多主觀上就是這么認為的,亦是環境使然。新中國日新月異、欣欣向榮,每個人都不會懷疑黨,只會懷疑是自己出了問題,需要洗心革面,才會跟得上時代,對得起人民。

其實,學者與政治沾邊并不可怕,怕只怕一個人唯利是圖。1940年,傅斯年向胡適寫信訴說北大文科研究所事:“只有從吾(姚從吾)胡鬧。此人近辦青年團,自以為得意。其人外似忠厚,實多忌猜,絕不肯請勝己之教員,寅恪斷為‘愚而詐’,蓋知人之言也……”就怕有如此之人,唯一黨之私、一己之私,把政治高高舉過了頭頂,瞎攪和,害人尤甚。而與政治沾邊的曾昭燏,至少理想高遠的多。“中國歷史悠久,文獻豐富,而科學不發達,故歷代收藏,專重古物,對于科學物品,素來忽視;歐洲各國于18世紀時已確定博物館應為大眾而設,中國直至滿清晚世,一切收藏還只供少數人玩賞。”一為大眾,一為小眾,文化差異如此,中西民智開與未開,自可想見。一個有理想,一個純學術,曾昭燏與李濟后來的分道揚鑣,也由此可知是必然。

政治的風雨,尚可自我承受;民族的苦難,就沒有一個人能夠幸免。日本侵華,既是如此。“見機而為;入土為安。”這是陳寅恪苦中作樂的自嘲。

香樟豆,圓又圓。研究學問不值錢。

來到李莊四年整,沒人問俺熱和冷。

光身漢,下決心,娶個太太待俺親!

董作賓也是制造氣氛的高手。傅斯年這樣介紹自己的助理研究員逯欽立:“此一職業,在戰前頗為舒服,今日所入幾夷為皂隸,弟亦如此。”哪怕孩子也不能幸免,傅斯年的孩子歷經劫難,“生下三年,走了一萬多里路了!”而傅斯年、曾紹燏二者的母親,更是在逃難之中魂歸異鄉。

戰爭對于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是非常殘酷的,無論是在前方,還是在后方。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為何我還為著你哭?

只因你是個孩子卻沒有留什么給自己,

小時候我盼著你的幸福,戰時你的安全,

今天你沒有兒女牽掛需要撫恤同安慰,

而萬千國人像已忘掉,你死是為了誰!

弟弟在對日空戰中英勇犧牲,林徽因長歌當哭,而她也幾乎瀕臨絕境:“現在我們已經完全破產,感到比任何時候都慘。米價已漲到一百塊錢一袋——我們來的時候是三塊四——其它所有的東西漲幅差不多一樣。今年我們做的事沒有一件是輕松的。”從這個意義上業說,戰爭其實沒有勝利者,有的只有百姓苦。站長、旅客、車站……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三人聯手給費慰梅的自我調侃信,看了讓人苦笑。抗戰之艱難困苦,于此可知。中華民族于萬般艱難之中,仍有精神在。難怪國可以不亡,民族可以永存。

隨后的解放戰爭也是如此。“胡氏之報告,一再說明渠如一逃兵,不能與多災多難之學校同度艱難。……且稱‘乃一不名譽之逃兵’。聲淚俱下,與會者幾同聲一哭。……旋復由朱家驊、狄膺致詞后,即至隔室痛飲佳釀,據校友會報告。所儲佳釀共計百斤,但愿狂飲,不欲剩余……”《申報》這樣報道風雨飄搖之時的北大同學會五十周年校慶大會。看了那時的新聞報道,如此生動,令人感佩。何以今日中國,新聞之八股如此?倒是報紙白紙黑字,時代不同差錯一貫。1950年,夏鼐在給王天木的回信中說:“文匯報的南京通訊,弟已聞及,將梁三先生(梁思永)的大名寫成“世镕”,未免可笑。”

戰爭歸戰爭,不管什么時候,生活還得繼續,學習還得加強,工作還得照舊。“1935年5月,經傅斯年提議,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復招生,從全國各大學優秀畢業生中遴選,報考者須先交論文,論文通過后再行筆試,筆試之外還有口試。”岱峻說。全不似今日盡考些無用的東西,選拔出來的豈是做研究的料呢?論文打頭尤其值得稱道,這才是研究之本。周法高在重慶上清寺傅斯年寓所參加口試,頗有傳奇色彩。岱峻說:“周法高答辯的時間很長,也很放得開。外國人喜歡在會間吃茶點,據說周法高就是一邊吃著包子,一邊回答老師的問題。”真是太令人生羨了,居然如此考試,亙古未有。而享受單獨考試待遇的王利器,當時敵機來襲,第一場英語考試還沒完,就躲避轟炸七次。竺可楨對《申報》說:“我們沒有因著時局緊張停過課。”

民國英才輩出,實與那時的人文環境有莫大的關系。岱峻先生說:“蔣介石向來對士林領袖優渥有加,如抗戰時曾以高車駟馬迎送馬一浮創辦復性書院,此后又曾撥專款為錢穆在臺北市建外雙溪素書樓。于是蔣氏下令撥一塊地蓋一幢小房贈與胡適,經費由自己的稿費中列支。”難怪在兵敗如山倒的時候,還有一批學者愿意跟著他去臺灣。而蔣公也不負他們,大廈將傾,亂局之中,還搶運文物,拉走學者。當然,這樣負的只有這個民族了。反倒是,改革開放之后的北大拒人于千里之外。“抵校門,有衛兵把守,遂不愿進入,攝影而去。”可憐的“北大愚生老大回”的王叔岷只能感嘆:“岷為北大生,未進入北大校門一步,既可笑,亦可怪也。”

而這種人文環境之生成,又與傅斯年等一撥旗手直接相關。楊志玖回憶說:“傅先生對我們說史語所暫不招研究生,但所里有一筆中英庚款,你們可從中每月領取三十元,自己看書學習。那時三十元已可供每月的房租、伙食、買書和零用。”這等好事,今日要上哪兒尋去?不管戰爭如此推進,圖書資料與生命一樣重要,總是帶著跑。無書也就沒有學問,戰時中國唯有史語所擁有最完善的圖書。“北大無一本書,聯大無一本書,若與史語所分離,其結果必養成一般淺陋的學者。千百年后探究學術史者,若發現此輩淺陋學者,蓋我曹之高徒,而此淺陋學風為北大所韌始,豈不大糟!”鄭天挺之語,當為今日為師者鑒。只可惜如此好學風,早已隨風而去。專家教授滿天飛,誤國肥己者眾。胸無點墨,卻興風作浪,夸夸其談,全丟到錢窟窿之中去了。為了孔方兄,再無禮義廉恥。

李莊的那群學者,在堅守高地傳承文化的同時,獲得了自己的快樂。“晚上不但悶熱流汗,蚊子又結隊來叮,不能作工。只好在戲樓院的觀賞臺上燃火熏蚊,大家圍火而坐,談天說地,一面用扇驅蚊,一面用扇取涼,烤火搖扇,別有風味。”石璋如回憶的李莊生活宛在眼前,不以為苦,反以為樂,令人平生許多感慨。真是何處不讀書,只要有心人,只要有書讀。羅常培記載:“這一天聽說有空襲警報,但是史語所同人仍然照常工作沒受影響,專從這一點來說,就比住在都市里強得多。天還是照樣悶熱,汗不斷地在淌,中午太陽曬在北上好像火烤一樣。”看來,耕讀傳家只能是在農村,只能是在農業社會。而城市里出混混易,出才子卻難矣。書香門第首先要有書香,其次要在誘惑或干擾不多的地方,才會育出佳果。

不管是在哪個時代,讀書方法對路自然事半功倍。王利器云:“我拿半天來寫論文,半天來讀書,主要是讀我尚未讀過的書。”這是一種很好的讀書方法,值得我們學習。李孝定回憶傅斯年讓他選擇:“如果你愿意上課,就去昆明;如果你愿意自修,現在史語所搬到四川李莊,那兒的參考書及第一手資料最為豐富,你就到那兒看書好了。”而李孝定毅然選擇了后者借讀自修。看來還是自修比上課好呀,但是關鍵還是要有名師指引門路,才不至于自己亂修,徘徊門外或者走火入魔。

如果說讀書的方法重要,那么治學的態度更為關鍵。因違背“進所內不得撰文的明訓”,文稿被史語所學術“集刊”退回后,李孝定從此坐起了“冷板凳”。李莊三年,是他成長和董作賓收獲的三年:

“彥堂將自藏朱芳圃《甲骨學文字篇》借我,我將研治諸家考釋甲骨文字之作,以毛邊紙錄成條,盡行粘貼其上,天地圖中,也朱墨燦然,批注殆滿。如此又一年,那本《文字篇》,成了胖胖厚厚的一大本,第三年才開始撰寫《甲骨文字集釋》,又一年而成書。這三年中,師徒二人,據大門板擺成桌子的兩邊,貓在戲樓院的戲樓上,唱了三年戲。我是跑龍套的,戲碼就是這本《集釋》,彥堂先生是京朝名角,唱的是大軸,戲碼是《殷歷譜》。這可算學術界的一段小掌故。”

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最終,李孝定成了甲骨文研究大家。如此扎實做學問,今日學界又有幾人呢?坐穿“冷板凳”,說說容易,做起來卻難,沒有幾個人熬得住。

1979年,李濟去世。他的另一個得意門生張光直說:“迄今為止,在中國考古學這塊廣袤的土地上,在達到最高學術典范這一點上,還沒有一個人能超越他。”的確,民國培養出的大師,確實是一座座高山,非今日那些沽名釣譽者所能比擬,甚至連給其洗腳都不配。這些年考古學上的笑話,當令人反思,否則長此以往,轟動的最后,將是自取其辱。

而李莊見證的風雨兩岸情,更是令人至今難忘,久久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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