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上的原鄉

李順亮

2014年3月6日23時51分

“走過的路有千條,難忘家鄉的小石橋……”歌唱家王潔實的深情吟唱,讓多少漂泊在外的游子時常夢回故鄉。其實,對于一個人來說,他不僅有人生的故鄉,而且有精神上的原鄉。求學時代的點點滴滴,作為精神上的原鄉,總是被人珍藏在心靈的深處,可是那份思念卻常常難以抑止。于是,每當同學會上演之時,思念如洪水般開了閘,不由自主地一片泛濫。

何兆武先生精神上的原鄉,顯然是在西南聯合大學。2006年8月三聯書店出版了何兆武先生口述、文靖撰寫的《上學記》,讓我們看到了上個世紀那個戰爭年代知識分子的求學歷程。雖然災難深重的祖國在風雨飄搖之中,但是那時的何先生仍然追求著自己的幸福。他說:“我想,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確的目標。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會整體在腐敗下去,個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其實,任何人回想起精神上的原鄉,都是幸福多于痛苦。畢竟,當年的我們總是青春年少,一切都是那么新鮮、那么美好。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錢學森之問給人以太多的思考,并且成為中國教育需要攻克的難題。每一個中國人對此都有自己的答案,雖然這些答案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何先生的答案或許落腳在學術自由上。他說:“學術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說,學術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發一本標準教科書,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師照本宣讀成了播音員,而且還沒有播音員抑揚頓挫有味道,學生也不會得到真正的啟發。”

只有大學,沒有大師,是可悲的。因為那樣的大學,與一般樓堂館所無異,只剩下一堆建筑垃圾。而沒有了大師,我們又去哪里找杰出人才呢?無師自通的天才,畢竟少之又少。在那個戰爭頻仍的年代,居然還會英才輩出,著實令人詫異,更令人生羨。何先生所處的求學年代,除了個人孜孜不倦、勤奮刻苦之外,究竟還有哪些經驗教訓值得我們深思呢?

我們常說亂世出英雄、治世有能臣。亂世施舍給英雄闖蕩四方一展身手的最好環境,而治世預埋了能臣惟有服從替人施政的委曲無奈。從北洋時期到黨國時代,總體上有從亂到治的跡象,可惜兵荒馬亂遲滯了這個進程。雖然都是一個“亂”字,但是前者的亂,是軍閥割據、無規無矩帶來的亂;后者的亂,是外敵入侵、政治腐敗帶來的亂。

而民國這兩段相對不同的時期,也各自在教育層面表現出了不同的特點。何先生說:“北洋時期學校里沒有意識形態的統治,到了國民黨時期開始推行黨化教育。……學校軍事化,學生全部住校,早上起來軍訓教官帶著跑步,然后唱歌,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之類,然后喊口號,最后一個口號總是‘蔣委員長萬歲’。”

五四運動作為中國革命史上劃時代的事件,其實在學生上街這方面開了一個很壞的頭。從此,很多無知之徒淺薄地認為,只要學生走上街頭,不管什么國家大事都可以搞定。根本不管也不顧,這些學生除了一腔熱血,究竟還有什么。問題的另一面是,也正因為五四運動的革命行動,導致本身的新文化運動意義淡化。

“德先生和賽先生”,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期間的兩面旗幟,啟蒙的時間明顯拉得不夠長。更為致命的是,民主和科學的根基都在自由,從此也沒有多少人會去深思,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中國完全水土不服。因為勝利似乎來得太過容易,只要走上街頭振臂一呼就行,要得只是一點點勇氣而已。

自由是什么?此后,太多人簡單地把自由與性自由劃上了等號,以為自由就是革命成功換老婆,那么簡單,那么自然,根本不值一提。何先生對此顯然看得更深。他說:“一個所謂好的體制應該是最大限度地允許人的自由。沒有未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而個人的獨創能力實際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產力。”

可惜,自古以來,只有亂世之中的國人,才有那么一丁點兒自由,尤其是思想上的自由,那是因為政府已經無力管治,也沒有空再管斗爭之外的“閑事”。反正,只要這種自由沒有觸及獨裁者的底線,也就能夠彼此相安無事。但是,這種短暫的自由,并不是好的體制帶來的自由,根本沾不上一點邊,反而是舊體制下的特例。

人生天地間,本就不可能有絕對的自由。但是,不管在什么時代,年輕人無疑都是追夢人。作為在五四運動那面已經高高舉起的大旗下,感染、熏陶而成長的一代年輕人,何先生也不例外,對于“天賦人權”爭自由,“當然,那時候的想法很天真,以為只要理想好,就一定能實現,現在年紀大了,想法又慢慢在變化。”

聰慧如何先生,也是在歷經歲月的洗禮之后,才明白夢想的可貴,恰恰就在于夢想本身;追夢的意義,也往往存在于追夢旅程。于是,一切變得淡然,一切都會釋懷。他說:“古今中外的任何時代,理論與實踐,或者理想與現實之間總會有差距,而且往往是巨大的差距。過去我們想得簡單,現在想來,不但目前實現不了,恐怕千秋萬世之后也難以實現,就是最偉大的實踐主義者也做不到。”

這個觀點本身并不新穎。雖然誰都會想到這一點,誰也都會說出這樣的話,但是要叫人接受,就不是每一個都能欣然笑納的,尤其是奮起抗爭的追夢人,自然更加不愿接受命運的安排。于是,精神上的痛苦難免,人格上的撕裂必然,頹廢者有之,出世者有之……反正,總得為自己找到一個出口,不然就只有死路一條了。何先生找到了這樣的出口:“當我們的思想解釋不通的時候,就得另換一個坐標,不能死硬地按原來的模式去套。”

“世界上沒有什么金科玉律,沒有什么是永恒的標準,人類進步需要不斷地轉換坐標,假如我們只有一種思想模式的話,人類的思想和科學就不會產生長足的進步。”可是,何先生的告誡,又有幾個人真正去領會,又有幾個人切實去履行呢?打破思想固有的框框,談何容易。就連自由本身,也從有些人口中的普世價值,變為可以揮舞砍人的“兵器”,容不得別人絲毫的懷疑和些許的爭辯。反正,非我族類,皆是傻子,都是“五毛”。

自由,的確是普世價值,但是,民主并不一定是。當我們把民主也當成了普世價值,也許我們就會犯下先入為主的錯。其實,民主只是做事的一種方法而已,更像是古老部落文明的遺存。反正,大家彼此彼此,誰也沒有比誰更厲害,只好投個票來作出大家的抉擇。這樣,出了差錯,最后失敗,都只好聽眾命運的安排,誰也不用為此承擔責任。而有能人的社會,大多是集中的,是霸權的。反正,他那么厲害,大家跟著就是了。正如,黑社會都是有大哥的。

“帶頭大哥”一犯錯,往往就會成為眾矢之的。可是,從沒有人想過,“帶頭大哥”對的時候,你為什么給了掌聲。成也“帶頭大哥”,敗也“帶頭大哥”,這樣的評價體系,自然是不公平的。可是,偏偏在古今中國這片土地上長期存在。于是,中國人都有臉譜,不是白臉的曹操,就是黑臉的包公。非左即右,也順理成章地長期撕裂著中國社會。何先生說:“中國的文化傳統是道德本位、倫理掛帥的人生觀,政治是倫理道德的核心,倫理道德是政治的擴大,所謂‘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就是從善惡分明、忠奸立判的眼光評判人,是非常簡單的二分法。……真實的人生是多元的,遠非我們想象的那樣臉譜化。”

不以成敗論英雄,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畢竟,中國的歷史向來不重過程重結果,不看廣告看療效。何先生說:“歷史有兩個特點,第一,所有的歷史都是由勝利者寫的,不是由失敗者寫的。第二,歷史都是高雅的上層階級寫的,真正下層群眾寫的歷史幾乎沒有,也不可能流傳。”因此,司馬遷筆下的項羽不僅虎虎生威,而且散發著貴族氣質,擁有與生俱來的魅力,絕對是流氓劉邦所不可比擬的英雄,實在是中國歷史的幸事。何先生說:“真正的歷史是要把人的精神寫出來。‘糟粕所存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居然能為這位“敵人”加失敗者大唱贊歌,司馬遷不偉大都不行。

歷史任由勝利者去書寫,那科學的評判標準又在哪里呢?何先生說:“雖然我們說科學具有客觀的標準,可是這個客觀的標準離不開主觀,總是我們思想里所肯定的標準,而不是現成給定的什么東西。”所以,科學從來都是主觀的科學,而不是客觀的科學,畢竟是人為的科學,而且是人識的科學,雖然每個人都主觀地想讓科學更客觀。那么,“對一個學人應該有兩種評價,或者說有兩種標準,一個是學術研究方面,看他是不是有貢獻,另外一個標準就是他對時代的影響。”要做到何先生所說的這點,也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說,科學是主觀的人為,那么宗教就是人為的客觀。科學與宗教,從來都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科學的真理需要探求,而宗教的倫理只能感悟。何先生說:“生命中的確有一些不是用說理、邏輯能夠表達的。比如宗教,對于相信它的人來說,宗教就是真實,它比什么都重要,可是對不信的人來說,可能就是胡說八道。”其實,胡說八道的可能還有科學。因為,但凡主觀的人為的科學,就必然有其認識的局限。今天的科學,也許就是明天的偽科學。雖然,“地球是平的”這樣的認知,曾為人類作出過貢獻;中國是天下的中心,也為中國文化積淀了厚重的成分。

善良的我們總是相信,科學的歷史一直走在主觀前往客觀的路上,而歷史的科學也同樣走在虛假前往真實的途中。接受科學需要一個過程,認知歷史同樣需要一個過程。何先生說:“真正理解歷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學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識,但不一定就意味著你理解了歷史。”這也正是我們在拼分數的年代,雖然考了無數個高分,卻對歷史并不是真知的原因。那時的歷史,都是別人強加與你的歷史,并非你自己體認出來的歷史。

光有哲學的高度,其實也無法完整解讀歷史。讀萬卷書,還得行萬里路。何先生說:“有人說,太平天國以前,中國主要的南北交通線是走江西,下贛江、九江,從南京走大運河到北京,可是后來的太平天國戰爭使這條路斷了,陸路就得走湖南,所以湖南的經濟跟著交通的發展繁榮起來。”沒有對江西和湖南透徹的觀察和親身的經歷,誰又能真正理解深藏其中的歷史變遷呢?我們完全可以說,太平天國在一定程度上,改寫了中國的歷史,尤其是南方的歷史,所謂無湘不成軍。此后的中國歷史,深深地打上了湖南人的烙印。

我讀書的年代,一如眾人:學古代史,讓我舒心的多;看近代史,讓我憋氣的多。反正,傳統的東西,歷史的文化,就那么回事,既不比今日強,也并不比今日差。何先生說:“錢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總覺得那些東西非常之好,有點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對它不怎么美好的另一面絕口不談。”如今的我,年事漸長,反倒發覺傳統的東西,的確要比今日好上許多。

其實,今天的我們并不比古人高明。中國自古以來最完美的政治架構是什么,無疑就是三省六部制。可是,我們為什么還要打破了頭,去不加思索地學習甚至全盤復制西方的那一套。既然知道要師古而不泥古,可是又為什么師西偏要泥西呢?西方政治民主的精髓在于“三權分立”,而我們老祖宗的三省六部制,豈不就是如此嗎?翻來覆去天天折騰大部制改革,而我們老祖宗的三省六部制,真得是精煉得一塌糊涂。過去就意味著封建,西化就代表著現代,可憐又可悲的中國人。當然,照搬照套并不安全可靠,用好三省六部制的精髓,倒是可以大道直行的。

何先生說:“中國近代歷史的最大特點就在于參與了世界,這時候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是如何近代化、與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閉關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開放,包括我們的思想認識,要有世界的眼光。”這樣講固然沒錯,但是西方的“漢堡”好吃,并不等于西方的“鞋子”好穿。我以為在參與世界的進程之中,迷失了自我,放棄了根本,同樣也是胡鬧。滿清的“辮子”自然是要不得,但是漢唐的“魂魄”可以慢慢找回。至于只想著把皇帝找回來,那是荒唐的袁世凱搞的鬧劇。不因時因事而變,不因情因勢而為,舊的命就只有被革的份了。

何先生并不同意東西文化的劃分方法,認為那實質上是階段的不同。他說:“學術作為真理,本質上無所謂中西之分,真理只有一個,大家都朝著這個方向走,這是人類共同的道路。西方雖然先走了一步,但并不意味著中學、西學有本質的不同,而是階段的不同。所以不能說我們是‘西化’,因為人類進步的階段并不是西方所獨有,大家都要走近代化的道路,只是我們比他們落后了一步,如果我們在某一點上比他們先進了,他們也照樣要學我們的。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確有不同,不過那是次要的,物質的近代化是大家共同的道路,雖然也有甘地、羅素這樣不喜歡工業文明的人,不過人類的主潮總是不可避免的。”階段論究竟可取與否,純就物質層面來說事,似乎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但是,真要從精神層面看,想要殊途同歸除非世界大同。畢竟,物質并不能代替精神,因此,答案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過,雖然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但是老是強調自己的特色,的確會讓人討厭。何先生說:“人類總有一些價值是永恒的、普世的,不能以強調自己的特色來抹殺普遍的價值。中國有沒有特色?有特色,但是這特色你不必強調。……每人有每人的個性,每個集團、每個民族也有它自己的個性,我們不會都一樣,而且肯定有不同。可是在這之上,畢竟有個共同的標準尺度,而且,普世標準才是第一位的,個性、特色則是第二位。”永恒不永恒,普世不普世,純是想當然耳,只有天知道。反正,只要入鄉,誰都會隨俗。

其實,研究歷史,就是研究社會,研究人性;研究哲學,就是研究人生,研究自我。何先生說:“人生不可測度,不可立語言文字,所以人生的意義是無法傳達的。……《紅樓夢》一書的大旨不應解說是一部政治作品(索隱派),也不是一部自傳(考據派),它的主題是一部愛情故事。它可以從諸多方面展現,但中心的線索則是寶黛的愛情。人生,尤其人生中最難以捉摸的愛情,是不可言喻,甚至是不可傳達的,所以只能借某些外在的跡象去猜測、去摸索。兩個人一直在追求、摸索,心靈渴求而又無從把握,此其所以成為藝術的絕唱。”人與人之間,人與自我之間,又何嘗不是如此。

語言總是極其笨拙的東西。歷史的語言,也常常會讓人不知所云,甚至誤入歧途。何先生說:“其實我們對于這個世界的理解以及表述,不必非得用原來的模式,比如過去講歷史都講正統,講仁義道德,但這只是歷史的一個層面,完全可以換一種方式。亞里士多德說過:詩人可能比歷史學家更真實,因為他們能夠看到普遍的人性的深處。”詩的語言直接心靈,直表人性,自然比歷史的語言來得痛快淋漓,來得真實可靠。

因此,何先生說:“我欣賞《王子復仇記》里哈姆雷特的好友Horatio(霍拉旭)說的一句話:這個廣大的世界有許多東西不是你那可憐的哲學所能想象得到的。我也有同感。其實這個世界沒那么簡單,許多東西我們無從用常識表示,只有在更高的層面上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如果我們強用通常的語言表達,那就把它非常之簡單化了。”當然,沒那么簡單,并不意味著完全不可知,解讀的密鑰在哪里呢?我以為,反求諸己是一個很好的辦法,從認知自我來感知世界。我們從小到大,不正是這樣做的嗎?

說來說去,要研究歷史,就要研究漢唐;要看透歷史,就要看透當下。何先生早已看透了當下,看透了人性,所謂世態炎涼、人情冷暖。他說:“因為凡是當了權的都喜歡說空話,什么為人民謀福利之類……”但是,沒有擔當的當權者,固然無可救藥,而連空話都懶得說的當權者,更加令人可怕。因為這樣的當權者,已經沒有了最后的一絲絲人性。

書寫歷史是每一代人的責任。何先生說:“‘可惜我們現在看過去的人總是帶著諒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沒有看到他們彼此之間相互看不起的那一面,沒有能把人與人之間的一些矛盾真正揭發出來。’書寫歷史,也要和小說一樣,注意人物與人物之間、人物與時代之間、時代與現實之間的矛盾沖突。這樣的歷史更加精彩,也更加真實。但是,過于渲染矛盾也是危險的,往往會是一種一廂情愿的夸大其辭,甚至會把支流當主流,掩蓋了歷史的本來面目。”歷史的另一面,永遠值得我們深思。

埋頭讀書則是自我的自由。“讀書不一定非要有個目的,而且最好是沒有任何目的,讀書本身就是目的。讀書本身帶來內心的滿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別人看來,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價值都沒有,但對我來說,過程本身就是最大的價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標準來衡量的。”至于,讀完書后,肯不肯思考,要不要書寫,愿不愿意解讀,更是自我的自由。

最后,讓我們琢磨一下何先生好了,這也是我們的自由。我感覺當年的何先生,純而又純。他說:“歷史上第一帝國是羅馬帝國,那是一個劍的帝國,它以劍征服了世界。繼之而來的是基督教帝國(Christendom),它以十字架征服了世界。……繼之而來的也許是一個第三帝國,把劍與十字架結合為一。然而這個帝國又是誰呢?我當時以為最能夠擔當此任的,恐怕非蘇聯莫屬。……隨著庸俗唯物論金錢拜物主義的沖擊而兵不血刃地破產了。”

我感覺如今的何先生,也是純而又純。他說:“我們那時候也真的相信這種說法,認為帝國主義一定要向外侵略,不然就一天也活不下去。不過二戰以后的事實好像多少改變了這種看法,比如戰敗的日本、德國都復興得非常快,但并不是靠對外侵略。應該說,一個國家的繁榮,最好是靠你鄰居的繁榮,你的鄰居越繁榮,越有助于你自己的繁榮,反之,鄰居越窮困的話,對你越不利。”鄰居窮不窮,其實與自己并沒有多大的關系。但是,帝國主義一定要向外侵略,那是必然。

歷史雖然無法掌控,但是歷史的確可以預言。何先生說:“對歷史做任何預言大概都是危險的。因為歷史是自由人的自由事業,所以就不完全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且,僅就‘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這句話本身而言,怕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其實,所謂大勢所趨,正是不是預言的預言。不過,何先生的謹慎值得我們學習。的確是,歷史有太多的變數,預言要十分的謹慎。

其實,何先生也忍不住要預言。他說:“中國的社會發展比西方晚了一步,所以中國的思想也比他們晚了一步,我們20世紀的思想還是他們19世紀的東西,……西方已經現代化了,所以他們的思想隨之向前進了一步,而當時中國需要的是工業化,在思想上也要有相與配套的科學實證的東西……就像走路一樣,思想與社會發展這兩條腿得配合著來,要是你這一步跨度太大,雖然是新東西,但不符合社會的要求,也要摔跟頭的。”我并不認同“中國的社會發展比西方晚了一步,所以中國的思想也比他們晚了一步”,這樣的觀點本身就是以純西方的角度看問題。但是,摔跟頭,就是一個很現實、也很難避免的預言。

當然,預言不預言,那是何先生的自由;相信不相信何先生的預言,那是我們的自由。“自由”的西南聯合大學,不僅是何兆武先生精神上的原鄉,而且也是我們共同的精神上的原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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