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看成嶺側成峰

李順亮

2013年12月25日

“橫看成嶺側成峰”,我們常說要跳出中國看中國。其實,對于歷史研究來說,也有跳出中華文明看中華文明的問題。在這方面,臺灣的學者有天然的優勢,尤其是類似黃仁宇先生那些既有大陸的生活經歷,又有臺灣的刻苦攻讀,更有歐美的史學歷練的學者。自稱“番薯人”的張光直先生,雖然沒有黃仁宇先生那樣看似完美實則苦難的經歷,但是同樣有對中華文明深深的眷戀。

我們來看張光直先生在三聯書店出版的《美術、神話與祭祀》“中譯本作者前記”中的說辭。他說:“多年來我一直主張中國的古史研究不屬于狹窄的專業,而應當是由各行各業的專家——包括史學家、考古學家、美術史家、古文字學家、古地理學家、理論家等等——攜手一直從各方面、各角度,利用各種的資料來從事進行的。”當是這種開放的心態,就足以值得我們那些螺螄殼里做道場的專家們學習了。

而這本小書正是先生“在這個方面所做的試驗中最徹底的一次”,因此成為先生“歷年‘出土’的拙著中我自己最為喜愛的一本”。先生說:“所以喜愛它并不是因為覺得它寫得最好、最為成熟,而正是因為它是最為不成熟,也就是最為年輕的一本。”人就是這樣奇怪,每一個人都會懷念過去,更會因為舊時的稚嫩而開懷。我以前也常常感嘆,青春年少時的那些新聞作品,那么有靈氣,那么有沖勁,怎么寫出來的都不知道,如今是無論如何也寫不出來的。

政治與平衡

先生說:“據《世本·作篇》中的傳說,夏朝始祖大禹的父親鯀,就是中國文化史上首做城郭的英雄。”無論是古代的或現代的中國城市,反正都是城,而不是市。李約瑟說:“不是人口自然集中,資本或生產設備自然集聚的結果;它不單是,或者說本質上不是一個市場中心。它首先是一個政治心臟,是行政網絡中的一個結,是官僚(或)……古代封建領主的據點。”因為,在古代中國,所謂封建,封疆裂土、建章立制,對腳下這片土地實施統治,第一位的工作就是建城。畢竟,權力的基礎來源于政治上的分封與授權,而不是經濟上的集聚與質變。

這樣的城有多少呢?明清之際的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卷一 歷代州域形勢一”里說:

傳稱禹會諸侯于涂山(涂山,在南直懷遠縣東八里),執玉帛者萬國。成湯受命,其存者三千余國。武王觀兵,有千八百國。東遷之初,尚存千二百國。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諸侯更相吞滅,其見于《春秋》經傳者,凡百有余國;而會盟征伐,章章可紀者,約十四君。

其實,這里描寫的正是小城并入大城,大城并入小國,小國并入大國的結果。

古風古俗往往影響深遠,更是難以消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先生說:“古代中國可能實行過雙方交表婚制,即一個男子可以娶父親姐妹的女兒或母親兄弟的女兒為妻。”解放后,新中國依然有表兄妹結婚的現象。在我的故鄉,這樣的例子并不鮮見。改革開放之后,此種現象則基本不復存在。“父方交表婚一般出現在地位平等的政治集團之間;而母方交表婚則往往發生于地位不同的親族之間,以維持雙方微妙的、不穩定的政治平衡。”

先生說:“中國文明的演進之所以同王朝相伴隨,是因為這里也同其他任何地區一樣,文明不過是社會少數人,即王朝積累財富的體現……財富積累需首先憑借政治權力的行使來實現;而政治權力在中國的成長,又為幾個有著內在聯系的因素所促動,它們是:親族層序系統,統治者的道德權威,武裝力量,對神與祖先溝通的獨占(如借助祭祀、藝術和文字運用等手段),以及對財富本身的獨占。”

《左傳》稱親族有三級:一為姓,二為宗,三為族,又謂祖廟也分三等:宗廟、祖廟、禰廟。甲骨文的族字包括兩個部分:上為一面旗幟,下為一支箭。先生說:“‘族’本身,大概就是最重要的社會強制組織。族規即是社會的基本法律。”這些都解釋了中國人為什么把姓看得那么重。《國語·晉語》說得好: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可見,同姓是一切的基礎。而不同姓,則不可與謀,哪怕是自己的妻子。《左傳·桓公十五年》的例證最為典型: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這說明先秦時期宗族觀念的深入人心。不過,奇怪的是,在后來長期夫為妻綱的歷史時代,雍姬居然因為大義滅夫被后世抬舉為“孝女”。更可悲的是,害了自己丈夫的雍姬,仍就不得不以夫姓冠名,永存于歷史。宋代林同因此寫下了五言絕句《婦女之孝二十首·雍姬》:“可憐姬告母,父孰與夫親。能置此一問,未為愚婦人。”

一種觀念一旦演變成文化現象,就會有根深蒂固且流毒廣布之虞。不僅是中國,大到東亞文化圈,至今仍是這樣,日本人也不例外。早在2007年,就有新聞報道:“5月19日,日本警方突擊搜查了日本海上自衛隊的一所軍校,查扣了大量的物品。這是自1954年以來日本軍方的設施首度遭警方搜查,而引發這次行動的原因是一名娶了中國女子的海上自衛隊士官涉嫌泄露“宙斯盾”軍艦的情報。”軍人的妻子來自中國,那太危險了,可能就是間諜。

每一個族不僅要打出自己的旗幟,更要彰顯自己的圖騰。龍就是從各族融合向華夏過渡,并最終融為一體的華夏圖騰。《說文》稱龍為“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龍不僅形象上易變而多樣,而且本事更大,上能登天,下能潛淵,穿行往來于天地之間,能限制它的只有天時,時至則龍騰或龍潛。正因龍變幻多端,莫測高深,所以具有了神異之性,既讓人愛也讓人怕,葉公好龍就是最好的注腳。人對于不可控制的東西,不可參透的世界,都是如此,既好奇又懼怕。于是,對于未知世界的研究,就常常科學與迷信并行,二者互為導師了。

與龍是華夏子民共有的精神支柱一樣,鼎也是他們緊緊維系在一起的社會共同體的重要象征。“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此后,雖然鼎一遷于商,再鼎遷于周,但是并不是誰都可以問鼎之輕重的。因為,夏鑄鼎之后,一個新的中央王朝確立的象征,便是要遷鼎。而秦刻玉璽之后,歷朝歷代則把尋找和把持玉璽,作為掌控中央威權的象征。但夏之鑄九鼎與秦之鑄金人十二,天下評價卻明顯不同,一贊一貶,其中的道理何在?關鍵在于一為“貢金”,一為“收天下之兵”,來源本自不同。而其目的也大不相同,一為“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一為防山東六國重起叛亂。形式相同,而本質各異。于是,一個天下太平,一個二世而亡。

為什么當年會熱衷于弄青銅器這些玩意呢?先生說:“青銅器并非王族的惟一象征,但它們是主要的財富象征。”同時,正因為“青銅器是財富的象征”,所以“其鑄造和使用都是為了給統治者和勝利者帶來榮耀”。《左傳》襄公十九年云:“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作彝器的目的在這是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一個是“銘其功烈,以示子孫”,就是要讓子孫后代知道自己的豐功偉績,讓子孫后代以己為榮、以祖為傲,激勵子孫后代繼續沿著自己的道路前進,再創新的豐功偉績。另一個是“昭明德而懲無禮也”,就是明德正禮,明辨是非,懲惡揚善,讓子孫后代知道什么應該做,什么不能做。“收天下之兵”鑄金人十二的秦,看來只是延續這種傳統,并沒有什么過分之舉。

要維護統治,財富是必須的。先生說:“為了尋找銅錫礦石和保護礦藏,必須動員大批人力,這或許是導致夏、商都城頻繁遷移原因之一(據史料記載,夏有九都,商有十三都)。礦石在礦山粗煉后可能鑄成銅錠,以便于運回鑄造作坊。運輸線路無疑得經常處于軍隊的保護之下。”這也是為什么折金取石這樣的重大事情,都要派蜚廉這樣的大將去干。《墨子》說:“夏后開(即啟)使蜚廉折金于山川。”

秦之先祖蜚廉,顯然是前一位蜚廉的后裔,至少是來自同一個部落族群,干得也是同樣的“重活”。《史記·秦本紀》記載:“周武王之伐紂……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我一直不明白講的到底是什么,“石”作何解呢?網上果然有高人,他買了本哈爾濱師范大學教授劉桓寫的《甲骨集史》來讀,在《關于商代貢納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悟出了答案:“石”乃貢品也。殷商秉承夏文明傳統,也重視玉石文化,把它們作為與宗教信仰有關的禮器。“蜚廉為紂王石北方”,是一個政治使命,與他的身份相稱,替紂王索要石器方面的貢品去了,并不是去當采石、做石器的工匠或監工。(詳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e3db270100vbtl.html)

維護統治更要注重政治平衡,先生對此看得很透。他說:“對維持眾多競爭者的政治平衡最有影響的因素之一,便是以‘功’為基礎的價值評判。生而具有治人的資格還不夠,還必須靠行動贏得被統治者的擁護,才能真正取得統治權。”權力的來源究竟系于何方,對于一個王權的存在也有致命的影響。“夏朝的王權并非奪之于另一個王朝,便無須為它所占據的至尊地位做任何道德辯解。”而大漢王朝則是另外一個特例。因為劉邦出身于市井流氓之中,所以特別需要制造君權神授的神話。這樣處心積慮制造的最大惡果,就是終極漢祚符瑞和讖語不斷,最后大漢王朝也因此亡于王莽之手。畢竟,符瑞和讖語誰都可以制造,不像祭祀那樣首先需要具備資格問題。

對于宗族來說,我一直以為,父系的社會才有所謂的宗族可言,也就是說父系與宗族緊密聯系在一起。有了父系,就有了宗族;有了宗族,就有了等級;有了等級,就有了秩序。于是,維持秩序就成了小到一個宗族大到一個部落,并且可以無限延伸到國家社會的頭等大事。反正,單憑世系無法維持不同村落、不同氏族和分支宗族之間的相對政治地位時,就不得不使用其他有效手段了。先生說:“其中最重要的三種手段是:道德權威(胡蘿卜);強制力量(大棒);以及通過對神靈世界交往的壟斷來占有知識(宗教和儀式)。”而這正是一個國家產生和存在的根本。

祭祀與道德

自從后稷開創獻牲祭祀之例之后,祭祀就與歷史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如果說祭祀及有關的物事如祖廟、牌位和禮器有約束與警示的作用,并作為氏族凝聚的象征,神話則賦予氏族徽章,以證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先生道。因此,神話不僅是記錄自己祖先的英雄史話,更是占據統治輿論高地的心理武器。在這個意義上,神話其實是和符瑞和讖語一樣的東西,只不過表現形式不同罷了。神話強調的是祖先的英雄,是在神話祖先,而符瑞和讖語則是在神話自己。

祭祀不僅要有祭品,更要有祭器。先生認為飲酒可能與占卜儀式有關。他說:“殷人就以奢酒而著名,許多商代青銅禮器都為酒器的造型。”其實,美酒首先是為了祭祀用的,是敬獻給祖先最重要的東西,也是為了祈求祖先保佑來年的豐收。“許多商代青銅禮器都為酒器的造型。”這句話更是說反了,其實,是后來的酒器延續了原來禮器的造型。因為這些東西后來常用作酒器,以致后人誤認為那些本是禮器的東西,居然也采用酒器的造型。

祭祀的功用,也并不止于讓天上的祖先吃飽,更重要的是要宣揚祖先的美德。《禮記·祭統》已經說得很白了:“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說來說去,目的就是一個,要讓祖先占據道德的高地。反正是龍生龍、鳳生鳳,老子英雄兒好漢,而不是老鼠生子會打洞。

失去道德的支撐,是極其危險的。先生說:“古代中國的王朝循環與文明的盛衰并無干系,它僅僅意味著個別社會集團政治命運的變幻,其領袖取得或失去建立統治的道德權威。”因此,道德高地的丟失,自然是統治者不愿看到的。問題是,道德高地需要后來者繼續鞏固與塑造,可是偏偏后來者往往忘了這一點,做得更多的常常是拆臺的事,甚至更過分到數典忘祖,連祖先的牌坊也不要了。

殷商時代的祭祀方式主要有五種:一種是伐鼓而祭,稱為鄉,二種是舞羽而祭,稱為翌,三為獻黍稷而祭,稱為嘗(龔鵬程《中國文化十講》云:壺,獻黍稷為祭。),四為獻酒肉而祭,稱為祭,五是聯合他種祭典,與歷代祖妣合并祭之,稱為脅。“伐鼓而祭”是擺在第一位的,鄉和翌的目的都是為了“娛祖妣”。黃帝制鼓,材料極其講究,鼓皮為夔皮,而鼓槌則是雷獸之骨,以達到傳聲至遠,鼓響震威的目的。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鼓應該是中華大地上各民族自古以來最重要的樂器,也是最重要的祭器。樊倬《蠻書卷十》云,唐宋時“巴人祭其祖,擊鼓而祭”,即“伐鼓以祭祀,叫嘯以興哀,故人號‘巴歌’曰‘踏踏’”。不僅祭祀要伐鼓,戰斗也要打鼓。《詩經·小雅·采芑》說:“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戰斗要打鼓,生產更要擊鼓。明代王圻《三才圖會》說:“薅田有鼓,始則集其來;既來,則節其作;既作,則防其所以笑語而防務也。其聲促烈情壯,有緩急抑揚而無律呂。”

祭器上都有各種各樣的紋樣。商周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究竟有沒有意義?雖然商周文獻極少將某種紋樣同特定的圖騰或神祇連在一起。先生說:“商周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有其圖像上的意義:它們是協助巫覡溝通天地神人的各種動物的形象。”其實,應該這樣認為,祭器上的動物紋樣的確是有其意義的,但是并不等于早期祭器上的動物紋樣就必然有意義。任何事物的出現都有一個過程,祭器上的動物紋樣必然也是一樣,有一個從無意識刻畫的無意義,過渡到有意識刻畫的有人為意義的過程。非祭器物件上的動物紋樣亦如此。

反正,目的在于借助動物的神力。在《山海經》里,龍與蛇也是上帝使者四方之神的標準配備。畢竟,人不能飛天,必須依靠龍。但巫師為什么乘的都是“兩龍”,按理來說“一龍”也就足夠了呀?先生說:“巫師乘‘兩龍’,有腳踏兩只船的意思,目的在保持與人間現象相適應的適當的社會與政治平衡。”先生指出,二分制度是研究商代社會的一個關鍵。其實,不僅是商代社會,貫穿整個中國歷史,二分視角都如舞臺上的黑白臉譜,亦如文化中的陰陽互動一般,值得注意。

先生說:“青銅藝術中的動物可以張口成風,以為巫師升天助一臂之力。巫師形象、動物助手以及噓氣成風的獸口在一件青銅器上相結合,恰以一種最完整的形式記錄了甚至引發了天地溝通的行為。”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高見。中外文化的比較研究,威信文化的連串觀察,使先生的視野廣闊無比。跨民族、跨地域、跨時空、跨學科的人類學思考,使歷史本來面目呈現于人。

先生以古代阿茲特克人為例,“巫師要為每個新生的孩子指定一個動物伴隨其度過一生,這個動物將成為孩子的保護者、助手、伙伴,甚至‘我的另一半’。”其實,既是保護者又是替死鬼。我的家鄉的男孩有叫樟樹為“乞爸”的風俗。每年端午祭拜時,要帶上小弓箭掛在樹上,正是這樣的用意。有射向男孩的危險,都被樟樹這樣“乞爸”給替走了。于是,天性好動常常危險相伴的男孩便安全了。而且這樣的做法,是有時間限制的,并不是一生一世的。大多在男孩10歲以后,上初中的階段,在最活躍、最好動也最不知怕的年齡段。我自己就有這樣的經歷,自從上初二時右手斷過之后,疼愛我的奶奶便開始張羅。

祭祀與占卜是聯系在一起的。只不過,祭祀是為了祈求祖先的保佑,占卜是為了知道祖先的暗示。先生說:“由卜辭得知:商王在筑城、征伐、田狩、巡游以及舉行特別祭典之前,均要求得祖先的認可或贊同。”占卜的對象是祖先,并不是神仙,這是值得注意的,仍然是祖先崇拜的產物。占卜之后要記錄下來,一來用作族群行動的最高指南,二來以便日后對照是否靈驗。

記錄的材料同樣應該是神圣的,是具有靈性的,動物的肩胛骨無疑是很好的媒介。對仰韶文化研究后,先生發現:“骨卜——燒灼動物肩胛骨占卜的習俗此時已廣布于中國北部,但還沒有使用龜甲,也未在卜骨上刻字。”是不是我們可以因此說骨卜早于用龜甲卜?抑或龜甲卜的出現,是為了在上面刻字更加方便?或者龜甲更加珍貴,更加適合用于非常慎重無比的特殊占卜,以區別于一般的占卜?

歷史與視角

用西方的視角和方法研究古代中國,自然可以另辟蹊徑,的確是一個可靠的辦法。但是完全套用西方的概念,那么就會水土不服,不僅研究本身看起來非常怪異,而且結論也會差之千里。比如,我們不能完全用今天的國家概念套在那時的“國”上面。

先生在本書的后記里說:“對中國、馬雅和蘇米文明的一個初步的比較研究顯示出來,中國的形態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轉進的主要形態,而西方的形態實在是個例外,因此社會科學里面自西方經驗而來的一般法則不能有普遍的應用性。”西方的東西看起來并不能“普世”,所謂的“普世價值”更是一個笑話。馬克思說:“亞細亞制度并不是階級社會;如果是,也只能是其最原始的形式。”其實,古代中國的社會制度,老子已經作了描述,應稱之為“大同社會”。

歷史研究所采用的視角是很重要的,不同的視角往往會導致不同的結論。先生說:“在1972年一篇研究美洲印第安人的薩滿教和迷魂藥的文章中,拉巴爾氏主張說美洲印第安人多半保持有他們的祖先在進入新大陸時自他們在亞洲的老家所帶來的一個遠古舊石器時代與中石器時代基層的若干特征,尤其包括對進入迷昏狀態的強調。”我想問一句:為什么不反過來看呢?也許亞洲舊大陸的居民和文明,恰恰是從所謂的新大陸“美洲”移過來的。換句話說,也就是亞洲文明與美洲文明二者之間具有廣泛的共性,而且時間越早共性越大,是后來的大航海時代打破了二者的這種共性。

薩滿也是兩個大陸的共性之一。“薩滿還有樹,或稱世界之樹,上面經常有一只鳥……而且不同方向常與不同的顏色相結合。”中國漢代畫像石上就常有這樣的畫像,難道正是薩滿的東西?而所謂的朱雀、玄武、青龍、白虎,也是各自有顏色的,也是代表不同的方向,難道也是薩滿的東西或遺存?“薩滿教的知識世界中的另一條公理是說人和動物在品質上是相等的……”這不正是眾生平等嗎?“與人和動物品質相等這個觀念密切相關的另一個觀念是人與動物之間互相轉形……戴上這些動物的皮、面具和其他特征來象征向他們的動物對方的轉形。”下輩子當牛做馬也是這種觀念的注腳。儺也是有面具的,難道儺也是薩滿?“自然環境中的所有現象都被一種生命力或靈魂賦予生命。”所謂雷公電母等等不也正是如此嗎?

薩滿是神秘的。那么中國的巫呢?郭凈在“譯者的話”里這樣總結先生的觀點。他說:“古代的統治帶有強烈的巫術色彩,這正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一個主要特征。即‘中國古代文明是所謂薩滿式的文明’。這是一個極為新穎的啟示。”先生說,事實上,甲骨文中的巫字,就可以看做對規矩使用的表現,而規矩正是掌握圓(天)方(地)的基本工具。看來,一個全球令人倍感神秘和力量的萬字符“卍”,也許與巫字有關,也許就是巫字本身。據說,它是上古時代許多部落的一種符咒,在古代印度、波斯、希臘、埃及、特洛伊等國的歷史上均有出現,后來被古代的一些宗教所沿用。萬字符是佛教界的一個重要符號和標志,真正的萬字符到底是左旋還是右旋呢?從銀河系的結構圖可以看出,銀河系的四旋臂結構與標志佛的“卍”字符非常相似。(詳見:http://tech.enorth.com.cn/system/2009/01/23/003876490.shtml)與天文掛在一起的左旋,符合人類認知的規律,自然是最有道理的。



正面的銀河系有四條美麗的旋臂

馬克斯·韋伯說:“至近代甚至近代以后,大多數內陸大帝國‘都是’世襲制國家(國君在世襲領地之外和政治屬國之上樹立起自己的權力,但他無須采用強制手段,而只要像家長一樣行使權力)。”其實行使的權力更大意義上講,是道德所帶來的權力。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用家族、宗族的控制形式,壟斷祭祀的特權,實際上就是為了壟斷道德的解釋權,以搶占道德的高地。因此,古代戰爭之前都要誓言一番,在道德或者說道義上批評對手,畢竟戰爭的正義性是最為重要的。而大禹治水等一切施政,固然治水解了民患是一個方面,但是更重要的也是以此來樹立自己的道德權威。用現代話語來解說,意義比目的更重要。在中國,具體的東西往往是表象的,而表象之后的東西,往往是真正的意圖。先生就說:“把水的控制作為國家權力基礎的說法在古代考古中找不到證據。”

鑒古而知今。先生說:“這樣的時候已經到來了:我們有可能在其他文明發展的基礎上做出歷史理論的總結;這些理論會賦予我們新的眼光,不僅用來提示抽象的歷史規律,而且指導我們的政治行動。”其實,心太大并不一定是好事,我總覺得還是歷史學歸歷史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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