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重器

李順亮

2013年12月6日0時49分


自從西學東漸以來,尤其是上個世紀中國新文化運動以后,出現了一個以“疑古辨偽”為特征的史學、經學研究的學術流派——古史辨派。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史學精英,開始大規模成系統的疑古,歷史文獻至高無上的地位,于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漸成轟然倒塌之勢。

與此相對應的是,考古學逐漸登上大雅之堂,中國地下蔚為大觀的文明,開始全方位、多層次展露在國人面前。每一次考古最新發現,都能引起全社會的轟動和全世界的矚目。社會上的人們一談起歷史,首先想到的就是挖墳盜墓,甚至誤以為歷史就是考古。

歷史的玩笑

考古學的發展對于歷史學研究的突破,無疑貢獻是巨大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東周與秦代文明》(2007年11月第1版),是考古學界集大成者李學勤先生的大作。歷史也會有悖論,恰恰是這位考古學的標志性人物——李學勤先生,在1995年提出了“走出疑古時代”和“重寫中國學術史”的倡議,著力扭轉中國古史研究中懷疑古文獻真實性的大趨勢。

《東周與秦代文明》不僅是一本綜述東周和秦代考古研究成果的大作,而且是將考古學與歷史理論和文獻知識結合起來,更好地在歷史研究中運用考古學的豐碩成果的成功實踐。歷史研究不易,考古斷代亦難。比如,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我國歷史有確切紀年的開始。但恰恰是這個841年,和李學勤先生主持的夏商周斷代工程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2003年1月,陜西眉縣楊家村出土的銅器,證明“共和”不獨立紀年,使上世紀末中國社會科學界最大的政府工程之一的斷代工程,陷入了基點被毀的尷尬之中。



陜西眉縣楊家村西周青銅器窖藏四十二年逨鼎細部

詳見:http://blog.sina.com.cn/s/blog_8c88a78101011j2r.html

共和元年此后不久,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0年(按:王紅亮《清華簡〈繫年>中周平王東遷的相關年代考》摘要云:《繫年》中所謂的“周亡王九年”即周幽王九年,亦即公元前773年,此乃周平王元年。東遷實際上在周平王三年,即公元前770年),東周登上了歷史的舞臺。李學勤先生說:“有學者研究指出,周代的諸侯國并不像有些人所想是獨立的政權……”其實,關鍵要看這些政權的權力之源來自于誰,如果是因周王室分封而來,并且對周王室承擔著相應的義務,則其必然不是“獨立的政權”。但完全用今天的政治觀點來觀看古代中國,純粹套用今天的政治術語來敘述古代社會,往往會越弄越糊涂。

先生說:“外國學者有時用‘原史時期’(protohistory)一詞,以稱呼古代文獻很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過或等于文獻材料的時期。很顯然,東周和更早的商和西周不同,已經脫離了這種‘原史時期’而跨入真正意義的‘歷史時期’了。”他把文獻和十三成果綜合起來,把東周時代劃分為七個文化圈: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齊魯文化圈、楚文化圈、吳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

我們可以說,秦文化與楚文化之相爭相融,是戰國季世的顯著特征,其影響甚至及于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前。秦文化經過商鞅的改造,其本質已經衍化成法家文化;而楚文化則自始至終都顯現出道家特征。漢世之初,實為外法內道,二者共治天下。而漢武帝為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需要打破這種政治文化格局,毅然高舉起儒家大旗。于是,外法內王(王道即儒道)便成為中國政治文化的基本模式,流傳以至于今天。而道家文化的影響,則仍在社會的底層居于統治地位。知識分子進則儒以治世,退則道以出世,成為亙古不變之真理。

其實,不管是什么家,與中央王朝的關系來說,似乎都不是直接沖突的。先生說:“在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帛書,向人們提示了楚國傳流的黃老道家的思想面貌,使大家認識到,起源于南方,并在齊國有所傳播的這一學派,也是主張加強和鞏固中央集權的。”而管仲也是一個奇怪的人,他既被推尊為法家,可是他的著作《管子》傳統上卻列于道家。我們似乎可以從中揣測,齊國是來自南方楚國的道家滲透非常嚴重的地方。于是,這里的法家,自然而然顯現出道家的身影。同樣,儒家與道家在這片土地上,也是相融共存的,以致孔子還問禮于老子。

歷史的悖論

問題是,歷史再一次出現了悖論,儒學居然就是誤民亡國之學,因為會導致“民務名而戰士怯懦”。先生說:“中山該時貴儒學而忽略了武備,恰與趙武靈王的政策相反。華夏的趙國學習胡服騎射而終于吞滅中山,白狄的中山則以舉士朝賢而歸于衰亡,不能不說是東周歷史上饒有意味的事跡。”他認為,中山的華化和儒學在中山流行,和魏國一度統治該地有關。后來的中國歷史,也一再證明儒學昌盛的朝代,必然是文弱的時代,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有宋一朝。儒學安的只是知識分子,從來就難安天下民生。

儒學的大本營——山東曲阜,就有文物在無聲地訴說著中華民族的劫難。先生說:“抗日戰爭期間的1942年,所謂的‘東亞文化協議會’在曲阜進行試掘。次年秋,又作了一些補充工作。試掘的疏狂主要在西漢魯靈光殿遺址,發現了有‘魯六年’等字的北陛刻石。這塊刻石現藏于曲阜孔廟,其余發掘和采集的遺物,當時均運到日本,存于東京大學文學部考古學研究室。”每一次戰爭,似乎都會伴隨著大規模的文物掠奪。這不僅是中國文物的悲哀,無疑更是日本侵華的罪證。侵略者并不會因為這里是儒學大本營,就手下留情。



曲阜西漢北陛石

詳見: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2/04-23/3838884.shtml

和曲阜有關的歷史還有很多很多。最為重大的一個歷史事件,也最容易為人所忽視的,莫過于盤庚遷殷,就是從奄,即今天曲阜舊城東,一直遷到了殷,即今天河南安陽西北小屯村。那時的曲阜,雖然還沒有誕生儒學,卻顯然更加美好,讓商朝的舊貴族不舍離去,以致盤庚費了好大的力氣,甚至要對不從者發出滅族的威脅:“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奸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歷史上的盤庚遷殷,給中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似乎凡是遷都,都是走向強盛的必由之路。不納貢稱臣,我們知道是要付出代價的。公元前649年,黃國又拒絕向楚進貢,次年被楚攻滅。其實,遷都遷不好,也會遷出禍根,蔡國就是明證。蔡國本來是都于今天河南的上蔡,蔡平侯依附楚國,把國都搬到了今天河南的新蔡。但是,“蔡昭侯為了依靠吳國,遷都到東面的州來,在今安徽壽縣境,時在公元前493年。兩年后,蔡國大夫怕昭侯再向東遷,命人刺殺昭侯,立其子為蔡成侯。”一國之君就這樣遷都遷的命都丟了。

其實,州來原本也是西周晚期長江、淮河下游地區的小諸侯國。勢力范圍包括整個淮南市、鳳臺縣和壽縣的一部分。州來國小命卻不短,歷經三四百年之久。歷史上這一帶可謂兵荒馬亂。春秋時楚滅州來國,為淮北楚之州來城。之后,吳楚相爭在這一帶上演,一會兒是吳國地盤,一會兒又成了楚國屬地。直到戰國之時楚惠王滅蔡,下蔡仍屬楚地。此后,秦楚爭霸又再次在這一帶登場。長期立于危卵之上,這里的老百姓求生手段也別出心裁,于是演繹出了“朝秦暮楚”的故事。

州來的國都就在今天的鳳臺縣城。鳳臺一中校內有一棵三國古銀杏,傲立在鳳臺城北,據說是東吳大將周泰花園的觀賞植物。在中國,古樹一般都會被賦予神性,這棵古樹自然成了當地群眾崇拜的對象。不過,沒想到的是,這棵古樹也是日本侵華的罪證。1938年7月,日軍占領鳳臺,居然在樹上搭起瞭望哨。一天夜里,古樹慘遭雷劈,日軍不得不撤去瞭望哨,龜縮到碉堡之中。

文化的互動

考古有助于解決一些歷史難題。北宋得到的秦公镈就是這樣的典型例子,歷來爭論不休,究竟是哪一個秦公呢?1919年甘肅天水出土了秦公簋,此秦公镈和彼秦公簋系同一秦君所作。先生從形制、紋飾和作風判斷,并且結合銘文考慮,認為彼秦公簋是秦成公所作。那么,此秦公镈也就有了答案。1978年,陜西寶雞太公廟出土了镈三件、鐘五件,器銘金文的文辭相同、風格相近,同為周秦一系雅正之作。先生則從銘文推知是秦武公的東西。

考古對于歷史的貢獻不少。考古的成就告訴我們,從某種意義來說,千萬不要過于懷疑古人的智慧。比如,作為總稱的二十八宿,見于《周禮·馮相氏》。有人主張中國的二十八宿是由印度或伊朗傳入的。至于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長期以來被指為漢代較晚才產生。先生說,湖北隨縣“擂鼓墩這具二十八宿圖漆箱的發現,足以糾正流傳的錯誤觀念。”



曾侯乙墓二十八宿漆箱蓋面臨摹圖

南北文化的交相輝映與互動交融,是東周與秦代文明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特點。南方兵器向北傳播,北方帶鉤向南滲透,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而前者兵器是戰爭文化的代表,后者帶鉤是服飾文化的范疇。南方兵器上面是有鳥書的,在萬榮賈家崖出土了一對吳王子于戈,它的銘文就是鳥書與蟲書。郭沫若先生在《周代彝銘進化觀》里認為,鳥蟲書是“于審美意識之下所施之文飾也,其效用與花紋同。中國以文字為藝術品之習尚,當自此始。”

兵器本是兇器,可是上面的鳥書卻文雅有余,文武之道就這樣有機地融合在了一起,特別能夠體現中華文化的陰陽觀。中國鳥蟲書的研究,肇始于容庚先生。據說,鳥書的構型規律有以下六種:在文字上增加一個鳥形,在文字上增加雙鳥形,寓鳥形于文字筆畫中,增、簡化之鳥形、蟲形,在文字上增加蟲、爪形,在文字上增加其他紋飾。

作為先秦篆書的變體,這么古老的鳥書居然在三明境內還有身影,卻是我沒有想到的。2013年11月6日《三明日報》報道了《黃景波和他的“鳥體字”》。更令人驚奇的是,清流縣賴坊鄉這位古稀老人,居然是從自己100多年的古民居內前人留下的楹聯中,“偷師學藝”琢磨出了一手“鳥”字。

這篇報道說:“黃景波發現,家中這些對聯的‘鳥體字’,都是以鳥為基礎原形,先裝鳥頭,再配鳥尾,中間以字為鳥身。書寫時,中間字體可以隨自己任意選擇,但必須以鳥頭為走向,順勢而為……”于是,我們只能感嘆文化真的能夠穿越時空。

使用帶鉤的革帶,本來是北方胡服的特色。《楚辭·招魂》說:“晉制犀比,費白日些。”“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蝶戀花》中的詞人柳永自然是需要帶鉤的,不然他的衣隨時都會解開。帶鉤甚至還有你我想不到的功用。”《國語·齊語》中記載,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于死。”齊桓公說的正是管仲追殺而帶鉤救命的故事。

文化從來都無法人為阻隔。從東周與秦代青銅器鑄造技術的發展之中,也可以看出一二。東周列國青銅器趨向成熟,區域特征明顯。北方晉秦、東方齊魯、南方荊楚的青銅藝術交相輝映。秦國銅鼎腹淺足肥,制作粗劣。楚國銅鼎形制繁多,均為高腳。器物的生活實用性加強,禮器功用逐漸消失。不僅合范法高度發達,而且失蠟法也開始應用。同樣,也是湖北隨縣擂鼓墩曾侯盤尊的出土,推翻了中國秦以前不曾掌握失蠟法這一先進技藝的觀點。不過,湖北隨縣亦是楚地,屬于當時的南方之地。難道是有地域分野?南方多用失蠟法,而北方多用合范法。

文化的載體

先生說:“東周時代的青銅農具并不像有的人所說只有零星的發現,而是已有相當多的材料。”看來也是與地域有關系,南方多銅,且種稻,故這種銅農具更多。但使用到哪種程度,哪些范圍呢?是農具的主體嗎?我以為青銅農具當是富家所用,并不是人人都用得起的。且青銅農具看作錢雖不正確,但因其時青銅貴重,與錢無異。如果人人皆用得起,則王朝抑或權貴用青銅鑄鼎就毫無意義。

我們再來研究淮夷為什么會被討伐。難道只因為他們是異族,文化上與中原有太多的差異?事實上,看來淮夷的悲慘命運,恰恰是因為他們地處淮河一帶,與其阻礙了“金道”有一定關系。這是所謂的“金”,其實就是銅。而東周時的銅,多來自南方。先生說:“青銅器曾伯(上雨下桼)簠銘文,也提到伐淮夷后,‘金道錫行’得以暢通。”

先生說:“但是,陜、甘地區春秋中、晚期秦墓多有仿銅器的彩繪陶器。到戰國前期的第四期墓,開始出現陶車、陶牛、陶囷之類陶模型,為漢墓普遍存在的各種陶模型的先聲。”這似乎是秦地經濟不夠發達之證明,用不起青銅,只好用陶來仿照、來替代。同時,也說明青銅來之不易,極其貴重,只有國之重器才會也才能用到青銅。

毋庸置疑,青銅器是那個時代文化最重要的載體。看一個地方文化的原始與否,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完全可以拿那個地方的青銅器來說事。從青銅器來考察,吳越文化的發達,就有令人不可思議之處,至少與秦文化表現出來的古樸甚至可以說是簡陋相比,不知精美了多少。先生說:“以上徐、吳、越等國,都有一篇長篇的銘文,除人名有特殊性外,甚至比中原某些器銘更覺典雅。”

于是,我們知道,《國語·越語》記載范蠡所說的“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于東海之陂,黿鼉魚鱉之與處,而蛙黽之與同渚。”只是越國的生活狀態,并不能代表文化原始。先生也說:“或以為越國長期處于原始狀態。實則從青銅器看,如越王室的者氵刀編鐘,也反映了高度的文化和深刻的華夏化。”反之,偏居北方的燕國,倒真是有些落后的。先生說:“以模仿青銅器的陶器隨葬,可能是戰國前期燕國風行的習俗。”而我以為,應當是經濟不發達,國力不強所致。

但是,文化的獨特性同樣是相對存在的。吳越文化就有自己的特殊器種。先生說:“例如口向上的敲擊樂器鉦,即鉦鋮,為軍中所用,可能是繼承商和西周初南方銅鐃的傳統。鉦鋮之名,到漢代仍在使用。”而三明境內的建寧就有一座金鐃山,此山得名是與閩越王到此游獵遺失金鐃的傳說掛在了一起。這里所說的金鐃,實際上就是銅鐃。



1990年三門峽市出土饕餮紋銅鉦,為虢國墓地M2001所出土唯一一件鉦

青銅與陶器,其實站在了一個世界里的王公貴族與普通大眾這兩端。前者以青銅為重,后者以陶器為用。先生說:“1954年,在WST15出一陶盆殘片,口沿刻‘王’字,有可能系王城省稱。”此種說法當屬臆說。陶盆刻“王”,還不如說是王姓人家的標識。吾家鄉里人家大多如此作記號,以標明此物的權屬。之所以要如此,又因鄉里人家一遇家中紅白喜事,需要大宴賓客,就會四處借來食具桌椅,非大戶、大大戶人家,單靠自身力量,是不可能備有這么齊全的物品的,也根本沒有必要。每次大型宴請之后,認記還物再道聲謝,濃濃的鄉里鄰情就在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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